1。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极为重要，但监督的目的应是敦促司法正当履责，而非代其行事。在复旦投毒案中，司法程序是否正常？这个需要媒体睁着警惕的眼睛。如果正常，那么将“犯罪嫌疑人”变成“犯人”的宣判，还是应该等待法律来做。等待，并非意味媒体无所作为，可以关注司法进展。更何况，一个清醒而警觉的新闻界，其存在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一种无言的警告。一个有罪有罚的社会是正常的，一个不罪而罚或有罪不罚的社会才是令人恐惧的。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恰应该着力于此，这样我们虽然恐惧，但还不至于绝望。而那两篇对复旦投毒案的报道显然不属此类监督报道，它们满足的只是好奇心。有观点将其与聂树斌案、佘祥林案、张氏叔侄案的监督报道相提并论，并推而广之认为这会导致媒体无法监督司法，我认为，并不妥当。

2。我注意到一些记者朋友在留言中表达了他们对新闻叙述问题的困惑，这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符号学、叙述学所关心的意义建构，在我们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写作中还几乎是个盲区。比如，“现场化”就是新闻报道尤其是特稿写作中常见的技巧，这种技巧能使本不在场的记者在报道中营造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但是，请注意，真实感不是真实本身。这样做有时不仅会伤害新闻真实，甚至会让警觉的读者怀疑记者的诚实。相比于其所带来的好看、生动的好处，究竟是弊大还是利大？就需要仔细分析和讨论。有记者反问，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那你说怎么做？我是这么理解的：把新闻叙述的陷阱点破比告诉记者应该做一二三四更重要。因为记者才是离事实最近的人，任何规范原则都不能代替记者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的判断。好的研究，应该能帮助记者更清醒更自觉地在不同情境下做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去代替他们判断，更不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我能理解一些记者的害怕和反感，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基于不信任的误解。我曾尝试用叙述理论来理解“直接引语”的使用（刚找出来贴在博客里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欢迎批评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ff65b70101axeg.html），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具体的问题，类似的新闻叙述问题还可列出一个长单子，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讨论，更不要说新闻叙述之外的更大更重要的问题了。

所以，我对“新闻无学”的说法是挺不服气的。可以说现在的新闻学研究水平不够，但这样一个盛产问题、存在许多困惑有待解答的领域，怎么可能不需要“学”、不需要认真的研究？我的上篇博客，其实不过是有感而发随手写就的一篇小文，无论如何没想到居然被读了5万多次，评论几百次。有批评说这是老生常谈，我完全同意。但就这么一篇“老生常谈”，让那么多人有共鸣，来争鸣，这不恰恰说明我们确实还存在许多常谈常新、仍无定论、迫切需要讨论和探索的问题吗？

这次讨论让我想到美国一位学者说法：新闻工作者厌恶新闻研究者向外界公开他们的行业“秘密”、指责新闻教育者脱离实际，学界则批评业界不专业也不虚心。看来，学界与业界的分歧和差异，在哪里都是一样。但我总觉得，越是如此，越要努力反思各自的局限，悬隔彼此的好恶，就事论事，砥砺共进。讨论中有人说我“太过理想化”，好吧，我承认。我的理想是：

业界勇敢也勇于自省；

学界沉静并关注现实。

业界之问，帮助学界脚踏实地；

学界之思，帮助业界筑梦踏实。

太“理想化”了吧？确实。

但也许仍然值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