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陈老师

王辰瑶

    陈老师是帮我最多的老师，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进入师门七年来，时时感念，不曾忘怀。尤其是我自己也当了老师后，回想起陈老师在我求学期间的诸般教导，更是深切体悟到老师教诲之情的深重、所花心血的分量。这次能借陈老师生日之际，回忆进入师门以来的点点滴滴，一边喝着热茶，一边慢慢地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绝对是这个寒冬里最能让我觉得温暖的一桩美事。

    第一次见陈老师，是黄伟师兄领我去的。那会儿陈老师刚从社科院调到人大，住在学校分的一间临时校内公寓里。记得那天风雨如晦，陈老师坐在一张样子很朴素的沙发里，不紧不慢地和我们聊天。好像自然而然就熟识了，完全没有我原先想象地拜见这样有名的老师时会有的紧张。那天聊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印象较深的是，当我大胆提出要考陈老师的博士时，他仿佛说了一句当年不太乐意再招女生什么的。我记得自己还急赤白脸地争辩了一下，陈老师也只是微笑，不以为忤。后来才知道，无论在我之前和之后，陈老师招的女弟子其实都不少。也正因此，每当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总不免莞尔。

    陈老师毫无架子。刚考上博士那会儿，室友每次听我给陈老师打电话，或接听陈老师的电话，都十分惊讶。因为在她看来，我怎么能这么“没大没小”地和导师讲话。有时是讨论学术问题，有时干脆就是聊些琐事，我还时常不知轻重地插几句评论，完全没有战战兢兢的敬畏之情。陈老师不以为意，也就把我们“惯”得有些不讲“规矩”了，现在想来，有些时候还真是不太懂事。比如那段时间我也常在周四的晚上去找陈老师请教问题。我一般都是游完泳后饱餐一顿，然后舒舒服服地去陈老师在人大的住所找他。有时说完了事，我还要求陈老师放一些PPT给我看，因为陈老师总会在PPT里放一些最新的例子，我忍不住想先听为快，却完全没有顾忌到老师周五一早还有课。我只记得，一次次地，我走在从陈老师寓所回到品园四楼的路上，呼吸着夜晚校园里清凉的空气，故意把脚下的落叶踩得沙沙响，心满意足地觉得自己富有一切。

    但是陈老师的随意随和，绝不意味着在学业上可以放松。我第一次把一篇想投稿的论文发到陈老师的信箱，请他审看。结果没过两天，陈老师在电话里劈头就说：“王辰瑶，你怎么把草稿发来了？”我当时真是汗颜无地，其实那并不是“草稿”。可是一篇“成稿”被老师视作“草稿”，其水准可想而知了。这次“草稿”事件给我的教训之深，至今受用，让我再也不敢以一种随便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写的文字。博士论文初稿写完后的那几天，我真是如履薄冰，时刻把手机带在身上，因为陈老师会看完一部分就打电话来批评指教。在不断接到的陈老师的电话中，我记得有一次他说的是：“你怎么把省略号写成了六个大点啊，简直太丑了！”这是我的一个坏习惯，写作时为图方便，就喜欢用可以直接打出来的间隔符代替需要插入的省略号，修改时又没有检查出来，结果被陈老师“逮个正着”。以至于我此后但凡想偷懒这么用一下的时候，陈老师那句带着点不解的“太丑了”，“太丑了”，就不断地在我的脑子里回响。

    当然更多的时候，陈老师给我的是由衷的鼓励和肯定，这让我有信心和勇气步步前行。正如我在以博士论文改编成书的后记里说的那样，陈老师给了我那么多切实的帮助，等我自己也当上老师后，回过头来再细细体味，真是无限感念。比如，我第一次写的综述类论文，起初只是陈老师要求我写的一个报告，在期末的同门会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新闻传播学界的最新动态即可。但可能是我还算认真，最后交了篇成稿。陈老师说你都写出来了，得找个地方发表才行啊，他当天晚上就帮我把文章投给了《声屏世界》。一开始我们还担心文章有点长（大约9千字），又过了发表时机（当时已经是2月份了），人家可能不愿意发。结果没过两天，陈老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声屏世界》的陶毅编辑给他回信了，同意用稿子，而且觉得有些地方说得还意犹未尽，不但一字不减，还给加了一千多字，成了一篇大稿。他还把陶毅的回信转给我看。这确实让我喜出望外，不仅是因为有了一篇成果，更重要的是觉得老师的鼓励和肯定，让我徒增了些底气和信心。有些时候，甚至陈老师都不需说什么或做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高不可及的一个标杆。在这样的老师门下读书，真是不太能放心地睡懒觉的。当然，我至今仍然对陈老师旺盛的创作力感到不可思议，大概十个我都抵不上陈老师一人的工作成效。过大的差距导致赶超和追随的念头都早就被我放弃。但是陈老师的工作和学习方法却让我受用匪浅。比如他说的“好记性不如赖笔头”，要把看过的书和文章，获得的心得体会，随时记录下来；要有发表意识，要有针对性地写文章；要多写，每天保持写点什么的习惯，不至让自己文笔荒疏，等等。

    进入师门七年来，种种关心关照，点点滴滴，无法计算。前一段时间，因为邮箱空间不够，我又重新整理了从2005年以来的几千封邮件，删去了那些不用的信件，可是和陈老师交流的每一封信我都保留了下来。其中有几封信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我工作不久后的一天，从北大骑车到人大来参加陈老师主持的一项教育部重大课题的讨论会。会后发现停在人大新闻楼下的自行车不见了。校园里丢车本就司空见惯，我自己也没太当回事，可是陈老师比我要懊恼着急得多。当天晚上他就写信说，他女儿还有一辆自行车放在家里，暂时不用，让我哪天去他家里骑走。我回信说不用了，我本来就不怎么在校园里骑车，丢了就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隔了一段时间，陈老师又发信来说看见人大保卫处清缴了一批被盗和无人认领的自行车，要我去看看有没有我丢的那辆。我心知绝对不会有失而复得的好事，因为保卫处每年清缴的自行车大多已是废铜烂铁，稍微周正点的车基本没可能完璧归赵的。但老师的一片好意我又不好推却，便回信说已经不记得是哪天发生的事了，到保卫处那也没法说。结果，陈老师马上又发信来告诉我，我是哪天在哪里丢的车。他说，“我已经把这件事写到日记里了，我一查就知道”。我专程去保卫处看了下，不出所料地没有我那辆车。但是如此一件小事，让老师这般挂牵，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和幸福。毕业后，虽然离开了人大，却仍然时时享受这种温暖和幸福。有一次在北大开会时，陈老师一见面就给我发钱，好像是某一篇合写论文的一半稿费。徐泓老师在一旁打趣我，“呵，你这个导师真好啊，还管给你发钱呢”。每每和一些同学、学友聊起陈老师的时候，我很愿意承受大家的“羡慕嫉妒恨”，有这样一位好老师，确实有时忍不住想“炫耀”一下的。

    但是，反过来想想，我为陈老师做的真是少之又少。我也曾几次提出说，有什么杂事我可以代劳的，就让我们去做吧，多少可以帮老师节省点时间。可陈老师要不说算了，还是他自己来，要不就说你们也很忙，哪有时间做这些事。就像这次大家想给陈老师过个生日，写些小文章纪念一下，结果陈老师在邮件里强烈反对，还说“你们也处于负担很重的时期，不要过多伤神”。这是老师的一片爱护之意，但我想，真的，有时候真的想把这种感情略为抒发一二，能写一篇小文章也好，能为老师做点什么也好，对于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快乐而非负担。我仔细想了一下七年来“帮”陈老师做过的事，一件是帮他在人大储蓄所里交过一次水费；一件是帮他把“葡萄沟日记”敲到电脑里去。微不足道，且寥寥无几。每念及此，除了感激之情，更有一种愧疚和不安。陈老师到人大工作后越来越忙，以至于后来我也都不怎么忍心轻易电话或邮件“骚扰”了，总想着少一点事，让老师歇歇吧。听到一些同学中流传的关于陈老师的“传说”，如接不认识的学生的讨教电话，一说就说很久，等等。我的反应是天哪，别再有这样的学生了。可自己不就曾经是，并现在仍然是大量占用陈老师时间的诸多学生中的一个吗？

陈老师如此之忙，除了在一批又一批如我般的学生身上耗费的心血外，更因为他的强烈的使命感。这总让我感到矛盾，一方面，真的不希望老师太过劳累，尤其是不能影响身体；另一方面，又真的敬佩敬重陈老师在新闻传播研究上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等同于那些常人难以企及的研究成果，不等同于他在新闻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尽管没有这种使命感的话，很难有人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承受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也就做不出这样的成就。可我看到的是，陈老师还做了更多的、没有回报的、不算成果的、甚至不为外人所知的事，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新闻应该是它本来该是的样子。我常常为在陈老师身上看到的这样一种朴素的信念感动。事实上，真正打动人的、持久的、有力量的，都是朴实无华的。也许这就是陈老师给我的最大的教育，让我明白一个人应当坚守内心，独立思考，尤其是当诱惑很多，世情浮华的时候。

    同样作为老师，我不敢期望能有陈老师那样的研究成果（也许十分之一已经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了），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像他那样在教学育人上耗费如此巨大的心血心力。但是我期望能像陈老师一样，无论是对教学生还是做研究，都始终怀有一种纯粹而质朴的情怀。甚至，那可以说那是一种孩子气，一种天真，一种赤子之心。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陈老师，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2011年1月18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