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与阿伦特和伏波娃齐名的三位女性知识分子。她曾身患癌症，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加诸在疾病上的“隐喻”，甚至比疾病本身更致命。因此，出于愤怒，出于自救，桑塔格采取了一种彻底的抵抗策略，写出了《疾病的隐喻》—— 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这种彻底的文本纠察的不含糊的姿态是我所欣赏的。

桑塔格认为，结核病是一种贵族文化的表征，结核病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优雅的苍白的、充满灵性的死亡过程。是凄美的，是有天赋和有才华的人所得的。而癌症则被理解为是一种灰暗的、毫无希望的、不可避免的、人格 有缺陷的死亡。在结核病和癌症陆续有了更多医疗上的保障后，艾滋病的出现又满足了人们对疾病的想象。这些想象与异族、道德等紧密联系。

在我看来，这些疾病隐喻和隐喻的历史，并不能用简单的科学进步来解释，而是恰好说明了人类思维的结构性。当一种物比如某类疾病不能满足一种结构性的想象之后，那就会用另一种来替代它。而这种结构性就是一种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以及边缘与中心是什么关系，形成何种权力的勾连，都是值得关注的。

另一我欣赏之处是作者关于“隐喻”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文本分析的态度。

她说在谈到隐喻时所用的定义仍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定义——是以他物之名名此物。作者承认，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就像所有的思考当然都是阐释。但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作者在1964年写过《反对阐释》一书）

这里实际上谈到了一个文本研究的意义，并非一味地揭露。就像我此前一直在想的，揭露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或者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要清除其中一些有害的意义附加。而所谓的有益有害，其标准在我看来是鲜明而简洁的——是否能增加人（没有自由就没有大写的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