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把自然灾害关在自己的国境线之内，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今天的气候安全威胁。惟一的出路，就是建立更广泛和更高效的集体安全机制。

覃里雯 来源:周末画报 [593期 A4]一个中国人很难想象，像新西兰这样的小岛国，怎么令它的人民富足：这个岛国地方小，人口少，距离人口稠密的大陆十分遥远，没有澳大利亚那样“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没有滥开发自然资源和土地以增多财富，没有通过跟大国“战略结盟”获得多少实际好处，也没有发动战争抢夺邻国财富。它安静地呆在鲸鱼造访的地方，保护《指环王》电影里那样美丽的风景，人人丰衣足食还能全球旅行，它是怎么办到的？

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Patrick English是这样对我解释的：“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战略定位：我们是世界的粮食篮子。”发展现代农业，将牛肉、羊肉、奶酪、牛奶、水产、葡萄酒……这些东西从这个物产丰饶的岛国上“飞向”世界各地，尤其是消费水平高、饮食习惯接近的欧美各国，换回财富和物资。这是个完美的体系，直到火山灰把所有通往欧洲的航班隔断为止—新鲜的健康食物在另一个大陆迅速上架，用飞机运输是最好的办法，否则新西兰这样的国家的产品，就不能真正为它们带来财富。但是因为一些天空里肉眼看不见的灰烬，这个途径瞬间被堵住了。

在地球日40周年的时候，一场冰岛的火山喷发，就像地球的又一场示威，提醒人类他们还有许多紧急的战役。在20世纪之前，大洲之间的大笔贸易主要依赖于海路，因此掌握造船、海潮、风向、礁石、港口等技能和知识，成了国家发展的一个核心要求。在民用飞机的普及之后，除了避开风暴天气和复杂地形这样直观简单的要求之外，问题似乎得到了根本解决。相对富裕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开始依赖空中运输，比如另一个岛国英国，在火山灰肆虐一周之内，就开始出现牛奶短缺。

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发起的时候，发起者的目的是提醒人们关注环境保护。现在这个意识已经从少数嬉皮士和边缘知识分子的主张，变成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的支柱，甚至成了许多国家新老政党赢得选民的“重要武器”，各民主国家，比如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都出现了不同版本的“绿党”，并且支持者甚众。所以第一个地球日的组织者Denis Hayes在日前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对于民调里发现人们关注环保意识下降的结果，他并不担心：“第一个地球日的时候，我们连一个民调都没有。”一代人就造就了这样的进步。

环保的意识和行为当然不会自生自长，它有赖于民间推动者与政府之间持续的互动和共同努力。然而在第40个地球日里，我们发现政府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远远超出环保领域，而且这些需求非常紧急。

由于气候变化越来越活跃，自然灾害也越来越频繁，保护环境的努力已经不再足够，还必须“在斗争中学习”，尽快建立有持续性的应灾机制。各国在应对常见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水等学习了很多经验，但是迄今为止，应对这些灾害更多的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针对自然灾害的国际救援，除了在海地这样体制极不完善的穷国，只起辅助作用。所以在青海地震中，中国婉拒了国际救援队。

然而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多：一国政府不仅仅要管好自己国内的事务、处理国内危机，还要学会跟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应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因为没有人能把灾害关在国境线之内，也因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深入，“丧钟为每个人而鸣”不再仅仅事关人类精神，更事关人类日常生存问题。2004年12月2日，联合国就出台了一份《联合国改革名人小组报告》，报告认为21世纪国际安全面临6大威胁，而位列第一的是经济和社会威胁，包括贫穷、传染病及环境退化，这里面就包括了重大自然灾害。报告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今天的安全威胁，惟一的出路是建立更广泛和更高效的集体安全机制。随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印度洋地震海啸，20多万人遇难，51万人受伤。之后，亚洲开发银行设6亿美元成立亚洲海啸基金，亚太经社会也在泰国和瑞典政府的慷慨支持下，管理了一个多捐助方信托基金，用以增强沿海风险社区的灾害意识和应对能力。经过5年的努力，亚太各国都能够得到有关海啸的信息，许多国家具备了监测海啸并发布警报的能力。

《2012》这部电影，虽然对白陈腐，情节设置老套，但它预设了一个极端场景，并设想了各国联合应对巨大自然灾难的可能性。这也是1970年的世界无法想象的：当时，好莱坞电影里只有美国科学家和军队拯救世界的场景。而今天，好莱坞导演们发现，诺亚方舟必须全球共同制造。冰岛火山灰只是对全球化的一个短暂挑战，没有伤亡，但如果持续下去，就可能将全球经济引入倒退，其危害也是巨大的，然而全球社会竟对此束手无策。但愿到地球日80周年时，人类社会应对地球的合作机制已经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