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前夕，上海新闻综合频道给大家出了一道题：你第一个月的工资是这么花的？

我得到生平第一次的劳动收入，是插队时的头一年分红，大家都知道：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是靠年终分红。我们插队落户的知青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没办法谈第一个月的工资是怎么花的，只能谈谈我是怎么来花头一年分红的。

1969年的 3月9日我们乘上列车奔赴北疆，历时一个星期的长途颠簸，于3月15日到达了我们下乡的生产队，又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老贫农“忆苦思甜”，3月23日开始正式出工挣工分。

从繁华的上海城，一下子到了小兴安岭山脚下的达音山屯，角色的转换在几天之间就完成了，可知青们的思想意识却跟不上身份的转换。

于是就有了生产队长通知知青们晚上去队部“评工分”，引起了知青的谈论：“工分是什么呀？”，“我们不要工分”······这些“奇谈”听得老队长一愣一愣的。

几个月过去了，天天泥里滚，知青们渐渐明白了“工分”为何物，工分就是自己的养命钱。

所幸的是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比较富裕，知青们努力干活，一年下来收入颇丰：记得我头一年（干了9个月）参加生产队分红，扣除了来年的知青食堂伙食费90元外，还分得了二百几十元钱。

我怎么花这二百几十元钱的呢？寄回上海家里170元，让母亲替我买一个120元的上海牌手表，再给我外婆30元，余下的20元就算是孝敬父母的了。

记得我留下的几十元钱，和我们宿舍的十个女生一起到大队供销社去每人买了一件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黄军衣。我和另外两个女生又每人扯了块花布，那块花布上的图案至今我还记得，灰褐的底色上带着粉色小花。女生们用自己头一次分红的钱，买一样的衣服，美滋滋地一起穿。余下的就作为来年的日常零花钱了。

我在一个博友处曾经看到过一篇博文《穷知青·富知青》，我想，在全国插队落户的知青中，我们应该算是比较富的知青了吧，最起码在下乡的十年间，我们自己养活了自己，没有伸手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黑龙江到上海这么远，昂贵的路费我们能够自己掏腰包，回到上海还有自己的零花钱。家里不是很富裕的知青，回到上海还能给父母一些钱。

上海新闻综合频道的这道题，大多数观众的答案中都有孝敬老人的内容，我的答案也和他们一样，同样有孝敬老人的内容。

这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然而经上海电视台一提，往事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旧照：  我穿着头一次分红买的黄军衣，身后是知青宿舍。 

  旧照： 三个女知青，穿上自己挣工分的钱买的黄军衣，美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