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大年初六清晨，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忙披衣接电话，电话那头是小嫂子的哽咽的声音：“你小哥，他······走了······”我愣住了，小哥走了？怎么走得这么快？我说过要去看他的，小哥怎么不等等我？

元旦那天，我去看小哥，母亲说要和我一起去。那天看到的小哥，虽然脸色发青，但是精神还不错。小哥告诉我们。他已经报名到“癌症俱乐部”去，每周回家一次，有车接送。我和母亲对小哥的这个决定很是赞同，早就听说过上海的“癌症俱乐部”里的会员在一起共同与病魔抗争的故事，俱乐部里生活丰富，互相关爱，是个很好的集体。我们走时，小哥执意要地送我和母亲，小嫂子扶着他站在楼梯口，小哥送我们的目光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北大荒，我去小哥的兵团，小哥送我到嫩江车站，临走时也是这样的目光。我对小哥说：“我会来看你的！”

我说过要再去看小哥的，还没有来得及去，小哥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好悔呀！

追悼会那天，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往事历历历在目。我在黑龙江插队的日子里，一直和小哥保持着通信，在遥远的黑龙江，小哥就是离我最近的亲人了。头一次因为舅妈来，我去了小哥的兵团，在小哥身边，让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亲人的温暖与关爱。

我在北大荒的那几年，小哥一直关心着我，他听说我们队里的黑河知青有相机，就给我邮来胶卷，小哥寄来的胶卷使我有幸保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知青生活照片。

电视剧《知青》中有这样的故事，上海女知青周萍为了争取当一名兵团战士，什么苦活脏活都抢着干，最终还是去了“山东屯”插队落户。在兵团战士的眼中，插队落户的条件远远比不上兵团，小哥也是这样想的，上次因为舅妈来，我去了一次兵团，小哥看到我又黑又瘦很是心疼。从那时起，小哥就一直想着怎么把我调到兵团里来，他几次去团部提出申请，都是因为兵团与插队的体制问题，不能解决。团部明确地答复了小哥，可小哥还是不甘心。

1973年的春节我是在上海过的，临回黑龙江时，舅舅和舅妈来了，舅妈带来了好多好吃的，都是双份的，给我和小哥一人一份。我回黑龙江瑷珲，正好顺路可以经过小哥的兵团。于是，我第二次来到了小哥的兵团，这次是轻车熟路了，那熟悉的铁路小站，那熟悉的大草地，那熟悉的兵团红色砖瓦房，还有小哥连队的北京知青刘姐姐，晚上我还是和刘姐姐睡一个被窝。

来到小哥的身边，小哥和我谈的最多的还是想让我到兵团来工作，小哥说：“上面不让调，那你就作为家属调来吧，小哥给你找一个兵团战士”，小哥想为我改变插队落户与农民一样挣工分吃饭的现状，小哥的心意我领了。

这次，我在小哥那儿只住了一宿。第二天的晚上，天空黑漆漆的没有月亮，小哥帮我提着旅行袋，走在前面，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跟在小哥的后面。这是一个没有站台，没有路牌的车站，我俩就站在铁路路基边等齐齐哈尔方向开来的列车。铁路的远方有了亮光，火车来了，这灯光越来越亮·······我急于上车，站得离铁路路基很近，刹那间呼啸的列车裹着一阵疾风向我扑来，我被这猛烈的疾风冲得站立不住直往后倒，说时迟那时快，小哥一个箭步上来抱住了我，我才没有被猛烈的疾风刮倒。和上次一样，小哥把我送到嫩江车站，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上车。

后来，知青们都回城了，小哥也回到了上海，起先是在“长江客运公司”的“上海——武汉”的客轮上当乘警，后来调到局里做党务工作。哪曾想小哥刚刚50岁出头，就早早离开了人寰。

追悼会回来的车上，小嫂子坐在我身边告诉我：“这么多年了，小哥经常提起你。”“你上次来了以后，小哥高兴了好几天。”“小哥一直盼你来，躺在病床上还在说，冰花要是去家里了，她会找不到的”小嫂子的话再次让我泪流不止，我已经无法弥补我欠小哥的情，我对小嫂子说：“什么时候落葬，我去送送他”。

清明是小哥落葬的日子，小哥的女儿从台湾赶来了。小哥安葬在上海“福寿园”，我参加了小哥的落葬仪式，悲痛地送了小哥最后一程。安息吧，我的兵团小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