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从贤人形象看《儒林外史》对理想儒士人格的探求(下)
(2010-03-09 22: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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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指正）
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第3章 理想儒士精神的综合探讨
的综合探讨 3.1 对传统3.1对传统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很显然，作为出身科举世家的吴敬梓，对八股对世风带来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体会，对时代产生了质疑。他希望为时代找寻新的出路。然而人是不可能超越其时代的，故而吴敬梓的思想实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建设。吴敬梓一生中，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同时又沉浸于魏晋六朝那种洒脱的文史著作中，并且在时代思潮中深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在南京的生活中又和诸多文士有了思想交流，晚年的困苦生活中和市井平民有了深度接触。这些主要因素决定了吴敬梓在塑造贤人形象时赋予他们的思想必然是回归儒家传统，以道家玄学思想、明清时代的实用思想和社会的思想解放对儒家精神进行改造的“改良”思想。 3.1.1儒家传统道德的回归 严格地讲，儒林外史的贤人形象早在第一回就出现了，那就是放牛出身的王冕。在元朝确实有一个王冕存在，但很显然的是，吴敬梓笔下的王冕已经不是历史人物王冕，而是作为充满贤人精神的理想儒士的代表而出现的。吴敬梓笔下的王冕，拥有杜少卿的洒脱，拥有庄绍光的“悠然”，同时他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已经“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1]”。他能够安贫乐道，不事权贵，事母至孝，和邻居秦老融洽相处——可以说在王冕的身上集中的反映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无论是才学还是“文行出处”，他都是第一等的英杰。然而王冕这样高尚和率真的上上人物，却只能得到普通的老农秦老的认可，这就残酷地向读者表明，传统儒家精神已经严重的失落了。
小说中出现了一群贤人形象，他们虽然个性相异，但都为着传统礼乐文化的回归而努力不懈。除了贤人们，仅仅从小说里刻画的鲍文卿倪老爹等等平民角色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吴敬梓对于传统儒家精神的推崇。最初的儒学，有着鲜明的道德意识。对于儒家基本道德“仁”，孔子最基本的解释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儒家的“爱人”首先是孝悌的根本，但同时更要求“泛爱众”，其本质是广泛地爱大众，无明显的阶级倾向。杜少卿正是这样的典范，尽管他的洒脱被很多人所鄙夷，但他本人却能够做到“泛爱众”，张俊民（张铁臂）、鲍廷玺并不是什么正经人物，完全是冲着少卿的家财而来，但少卿并不计较，仍然热心相助；王知县被摘了官印，少卿请他到自家居住。此外，虞博士等贤人在泰伯祠的祭礼活动中，并不仅仅是贤人，还包括了马纯上、季苇萧、景兰江等小说中被讽刺批判的举业人群，这就表明贤人群体并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希望能够用儒家的礼乐文化净化世俗人心。 儒家传统认为“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2]”，但实际上强烈的责任感使得儒士是无法安心去“隐”，所以当长沮、桀溺否定孔子在天下无道的情况下寻求改革的行为时，孔子仍然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改革主张。
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3.1.2传统道德的再建设——儒道互补，追求“童心”
道家的理想人格境界之一是，具有某种超世的品质，带有不同于世俗人的特征。追求个体独立人格的名士，也不愿混同、淹没于庸常，从汉代名士就形成一种观念:有高名之士必当有异行。于是名士之求名常与求奇相伴，竞求以特立独行超迈凡庸，于是标奇立异、企慕奇人异行遂成为名士的传统。继承这种传统，吴敬梓也把真名士杜少卿以及与他气质相近的人称为奇人。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指正） 第3章 理想儒士精神 [3]。”奇在哪里?首先他鄙弃琐屑的世务、外在的功名富贵，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才性，表现出纵心肆志、态情任性的意趣，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贤人所表现出来的率性而为,追求真性情的思想其实在中国早已有迹可循。先秦的道家代表老庄,魏晋时提倡玄学的阮籍、嵇康,明朝李贽都有鲜明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李贽的“童心说”强调真实的人情和个人特殊欲求的合理性,要求恢复人的纯真天性,反对“三纲五常”等传统道德规范对“童心”的压制,故而带有强烈的个性解放的意义。李贽的童心说在明代启蒙思潮突起的时候,又成为后世思想的本源。以后的顾炎武、黄宗羲进一步发展了李贽的思想。吴敬梓与这些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是有明显的相通。所以吴敬梓塑造的贤人们都是葆有“童心”的本性之人。吴敬梓用贤人形象表达追求独立自由、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潮，反对理学对人的本性的压制。杜少卿的洒脱，迟衡山的持正，都是出于自我的真性情的表露。
（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3.1.3贤人思想的下移
的综合探讨 3.1 对传统 可以想见，吴敬梓在人生的后期因为极度贫困和平民有了更多的接触。整个社会思想的高低，并不仅仅是文人儒士可以决定的。当仅仅依靠个别贤人根本无法净化社会环境的时候，吴敬梓同时寄希望于平民百姓。《儒林外史》不仅仅描写儒士文人，它的笔触也伸向了一些普通的百姓市民。作为文史出身的危素、时知县排挤王冕，而一个普通的乡下老农秦老能够成为王冕唯一的“知音”；匡超人在社会的腐糜中变异，而普通的百姓鲍廷玺、倪老爹之间却体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之情；小说中的贤人们不免最终四散而去，但毕竟在市井中又出现了继承贤人思想的“四大奇人”，他们自食其力，不向他人卑颜屈膝，体现了贤人们追求自我的精神。
（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3.2末世的矛盾抗争
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孔子面对长沮、桀溺对自己为改革四处奔波的质疑，表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4]。”孔子认为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改革。贤人们在这一点上和孔子有着一致的观点。虽然我道不行，但仍然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矛盾中，贤人们艰难地走着独善其身而兼济天下的道路。
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3.2.1“我道不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努力
从传统意义上讲，“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的概念分属于儒道两家。儒家强调“入世”以便实现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而“出世”的隐士思想更趋近于道家清静无为的原则。然而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儒士们，“入世”从而为家族为天下做出一番事业来是他们的责任。“从《儒林外史》全书来看,隐逸倾向应该说是贯穿始终的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5]”。但从整体上讲，《儒林外史》的贤人中没有任何一位是甘于抛弃自己作为儒士的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杜少卿拒绝举荐做官，并不是不想成就一番事业，而是他清楚地看到做官不但难以成就一番事业，甚至连自己的本性都难以长存；庄征君向皇帝讨到元武湖“隐居”，是看到“我道不行”的无奈局面；虞博士虽然走了读书举业的道路，但出任闲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只能在朝廷之外；迟衡山这位“业余宰相”的社会责任感最为强烈，但也受阻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萧云仙可以说是五位贤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但结局可以说最为不幸。
杜少卿在装病推掉了李巡抚的举荐之后，表示“……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6]”。这一番话看似潇洒，背后却隐藏着太多的无奈。无论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还是迟衡山，都是都是深有才学且德才兼备的理想式的儒士。但问题在于，行走于庙堂之上那些本应“做些天下的事”的人，都纷纷倒向功名富贵，他们为了名利无所不为，却丝毫不为天下着想。匡超人为了名利良心丧尽，却“以优行贡入太学”。他们和贤人的反差不仅仅体现在道德和价值观上，相比于贤人们的文才武略，他们“不学无术”：范进作为主考官，连大文豪苏轼都不知道；鲁编修名为编修，实则才疏学浅，居然看不出杨执中盗用前人诗句的把戏…… 迟衡山无力成就大事，就首倡了祭泰伯祠的礼乐活动，希望以此唤醒世人对礼乐的重视，他们自己也自然清楚，世风是不可能仅仅因为他们的祭祀活动就可以转变
3.2.2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在“礼乐兵农”中“弃虚返实”
儒学自宋代纳入了理学之后，就彻底变成空谈的“务虚”之学。理学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统治者钳制人心，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对于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而言，最好的统治方式就是愚民。那些“所好音乐狗马田宅[7]”的奴才要比“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于论议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8]”的智者便于统治得多。因此，统治者首要的任务不是谋求社会的进步，而是要彻底稳定自己的江山。又比部分人看清了“务虚”的危害，于是出现了浙东事功学派、颜李学派等等主张“务实”的思想派别。
《儒林外史》通过对举业人群的批判和对贤人的描写,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达以实用取代虚妄。实用的主要内容就是颜李学派所主张的“礼乐兵农”。前三十回的讽刺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社会现象的根源性问题，因为通过空洞无用的八股文选取的丧失了“文行出处”的人治世,导致国家和社会状况每况愈下。小说在楔子之后触及的成化年间,国家还算昌平，但随着小说时间的深入,国事每况愈下，这种衰世局面通过虞育德和庄绍光在外出的途中展现出来。迟衡山表示“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斌,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现实表明，举业既无益于德化，对社会的生产发展也带不来任何积极影响。这使得贤人们挺身而出，打破虚妄，以礼乐兵农促进社会的发展。
指正） 第3章 理想儒士精神3.2.3“倡真反伪”的处世态度
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倡真反伪，首先表现在为人处事上追求真实。贤人们无论亲情、友情还是普通的人际关系上都显得极为真挚。王冕对母亲的孝顺，杜少卿对娄焕文老人的细心照料和他与妻子毫不掩饰做作的真情；包括虞育德救了跳水寻死的农人后从自己的十二两银子中拿出四两相赠，表示自己也需要一些盘缠不得全数相赠，这一情节细致地反映了贤人处事的率真。另外，贤人的真实又体现在他们治学的风范上。那些通过八股取士走上庙堂的人，实际上不学无术；而贤人们不进精通经史上的大学问，对于体现时代潮流的礼乐兵农实用思想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杜少卿尤其对于朱熹解经歪曲儒学本意导致士风败坏的行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敢于提出自己对《诗经》的新见解。可见，贤人无论处世还是治学都充分体现着充分的真实感。
（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3.3理想儒士精神“销磨四散”的必然性
“《儒林外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小说，而是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的百年沉思，因而充满了世纪悲凉的文化小说（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 [9]”。《儒林外史》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既然这些贤人承载着吴敬梓对于理想儒士的期望，为什么他们又最终走上“销磨四散”的悲剧结局呢？我认为，这根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然结果。贤人们的四散结局，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水浒传》中，同样有着相似的情况。一心为求报国的水浒英雄们，本身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被逼上梁山，被迫起义。当他们接受招安为朝廷了下功劳之后，却仍然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说到底，就是中国传统的“淘汰精英体制[10]”的必然。如上文所说，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度，到明清时期，越来越专制的社会和要求个人发展的时代潮流走上了相悖的道路。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需要的是顺服于自己的“奴才”，而不是品德良好、学识出众的精英。换句话说，社会精英由于积累了较多的学识和智慧，反而不会像“奴才”那样听命于己，所以精英不但不会被重用，还往往要遭受统治着的压制和打击。所以小说第一回刚刚击败浙江方国珍的朱元璋拜见王冕请教取天下之道，王冕提出“以仁义服人”，朱元璋点头称善。而当朱元璋登基称帝之后，却将“以仁义服人”抛在一边，用四书五经八股文为读书人设计了一条抛却“文行出处”的荣身之路。
充斥着伪善和投机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是和以贤人为代表的精英的理想人格是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的。儒家历来存在“内圣外王”的固有矛盾。儒士本身首先需要比较完好的个人道德修养，作为“兼济天下”的基本条件；而儒家“外王”的理想人格使中国古代文人参政意识强，渴望入世，希望有所作为，建树个人功名。问题在于，专制社会的从政者最重要的一项“素质”不是个人修养和道德，而是要拥有从事政治的伪善能力，要能够完全地对统治者俯首帖耳。这又和儒家所要培养的良好的道德修养相悖。这种矛盾的结局是，“内圣外王”成为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矛盾。而外史中的贤人们一方面具备超越世俗的良好的个人修养，但同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他们又不能放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样巨大的矛盾之中，等待贤人精英们的只有“销磨四散”的悲剧结局。 参考文献 ［1］ 吴敬梓，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3］ 杨伯峻.论语译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陈美林.吴敬梓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5］ 金鑫.明清讽刺小说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6］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朱建华.入世与出世:吴敬梓的两难抉择——论<儒林外史>中仕与隐的矛盾[J].哈尔滨：《哈尔滨学院学报》杂志社，2005年第1期. ［9］ 李汉秋.虞博士的文化意蕴[J].北京：《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社，2001年冬之卷.
［10］黄伟.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人格理想[J].惠州：《惠州大学学报》编辑部，2000年第2期 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
[1] 吴敬梓，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 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
[2] 《论语·泰伯》： 杨伯峻.论语译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0. 82 的综合探讨 3.1 对传统
[3] 吴敬梓，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23 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
[4] 《论语·微子》： 杨伯峻.论语译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0. 194 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5]朱建华.入世与出世:吴敬梓的两难抉择——论<儒林外史>中仕与隐的矛盾[J].哈尔滨：《哈尔滨学院学报》杂志社，2005年第1期 指正） 第3章 理想儒士精神
[6] 吴敬梓，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20 指正） 第3章 理想儒士精神
[7]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851 （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
[9]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
[10] 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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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探讨 3.1 对传统3.1对传统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很显然，作为出身科举世家的吴敬梓，对八股对世风带来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体会，对时代产生了质疑。他希望为时代找寻新的出路。然而人是不可能超越其时代的，故而吴敬梓的思想实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建设。吴敬梓一生中，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同时又沉浸于魏晋六朝那种洒脱的文史著作中，并且在时代思潮中深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在南京的生活中又和诸多文士有了思想交流，晚年的困苦生活中和市井平民有了深度接触。这些主要因素决定了吴敬梓在塑造贤人形象时赋予他们的思想必然是回归儒家传统，以道家玄学思想、明清时代的实用思想和社会的思想解放对儒家精神进行改造的“改良”思想。 3.1.1儒家传统道德的回归 严格地讲，儒林外史的贤人形象早在第一回就出现了，那就是放牛出身的王冕。在元朝确实有一个王冕存在，但很显然的是，吴敬梓笔下的王冕已经不是历史人物王冕，而是作为充满贤人精神的理想儒士的代表而出现的。吴敬梓笔下的王冕，拥有杜少卿的洒脱，拥有庄绍光的“悠然”，同时他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已经“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1]”。他能够安贫乐道，不事权贵，事母至孝，和邻居秦老融洽相处——可以说在王冕的身上集中的反映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无论是才学还是“文行出处”，他都是第一等的英杰。然而王冕这样高尚和率真的上上人物，却只能得到普通的老农秦老的认可，这就残酷地向读者表明，传统儒家精神已经严重的失落了。
小说中出现了一群贤人形象，他们虽然个性相异，但都为着传统礼乐文化的回归而努力不懈。除了贤人们，仅仅从小说里刻画的鲍文卿倪老爹等等平民角色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吴敬梓对于传统儒家精神的推崇。最初的儒学，有着鲜明的道德意识。对于儒家基本道德“仁”，孔子最基本的解释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儒家的“爱人”首先是孝悌的根本，但同时更要求“泛爱众”，其本质是广泛地爱大众，无明显的阶级倾向。杜少卿正是这样的典范，尽管他的洒脱被很多人所鄙夷，但他本人却能够做到“泛爱众”，张俊民（张铁臂）、鲍廷玺并不是什么正经人物，完全是冲着少卿的家财而来，但少卿并不计较，仍然热心相助；王知县被摘了官印，少卿请他到自家居住。此外，虞博士等贤人在泰伯祠的祭礼活动中，并不仅仅是贤人，还包括了马纯上、季苇萧、景兰江等小说中被讽刺批判的举业人群，这就表明贤人群体并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希望能够用儒家的礼乐文化净化世俗人心。 儒家传统认为“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2]”，但实际上强烈的责任感使得儒士是无法安心去“隐”，所以当长沮、桀溺否定孔子在天下无道的情况下寻求改革的行为时，孔子仍然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改革主张。
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3.1.2传统道德的再建设——儒道互补，追求“童心”
道家的理想人格境界之一是，具有某种超世的品质，带有不同于世俗人的特征。追求个体独立人格的名士，也不愿混同、淹没于庸常，从汉代名士就形成一种观念:有高名之士必当有异行。于是名士之求名常与求奇相伴，竞求以特立独行超迈凡庸，于是标奇立异、企慕奇人异行遂成为名士的传统。继承这种传统，吴敬梓也把真名士杜少卿以及与他气质相近的人称为奇人。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指正） 第3章 理想儒士精神 [3]。”奇在哪里?首先他鄙弃琐屑的世务、外在的功名富贵，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才性，表现出纵心肆志、态情任性的意趣，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贤人所表现出来的率性而为,追求真性情的思想其实在中国早已有迹可循。先秦的道家代表老庄,魏晋时提倡玄学的阮籍、嵇康,明朝李贽都有鲜明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李贽的“童心说”强调真实的人情和个人特殊欲求的合理性,要求恢复人的纯真天性,反对“三纲五常”等传统道德规范对“童心”的压制,故而带有强烈的个性解放的意义。李贽的童心说在明代启蒙思潮突起的时候,又成为后世思想的本源。以后的顾炎武、黄宗羲进一步发展了李贽的思想。吴敬梓与这些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是有明显的相通。所以吴敬梓塑造的贤人们都是葆有“童心”的本性之人。吴敬梓用贤人形象表达追求独立自由、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潮，反对理学对人的本性的压制。杜少卿的洒脱，迟衡山的持正，都是出于自我的真性情的表露。
（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3.1.3贤人思想的下移
的综合探讨 3.1 对传统 可以想见，吴敬梓在人生的后期因为极度贫困和平民有了更多的接触。整个社会思想的高低，并不仅仅是文人儒士可以决定的。当仅仅依靠个别贤人根本无法净化社会环境的时候，吴敬梓同时寄希望于平民百姓。《儒林外史》不仅仅描写儒士文人，它的笔触也伸向了一些普通的百姓市民。作为文史出身的危素、时知县排挤王冕，而一个普通的乡下老农秦老能够成为王冕唯一的“知音”；匡超人在社会的腐糜中变异，而普通的百姓鲍廷玺、倪老爹之间却体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之情；小说中的贤人们不免最终四散而去，但毕竟在市井中又出现了继承贤人思想的“四大奇人”，他们自食其力，不向他人卑颜屈膝，体现了贤人们追求自我的精神。
（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3.2末世的矛盾抗争
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孔子面对长沮、桀溺对自己为改革四处奔波的质疑，表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4]。”孔子认为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改革。贤人们在这一点上和孔子有着一致的观点。虽然我道不行，但仍然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样的矛盾中，贤人们艰难地走着独善其身而兼济天下的道路。
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3.2.1“我道不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努力
从传统意义上讲，“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的概念分属于儒道两家。儒家强调“入世”以便实现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而“出世”的隐士思想更趋近于道家清静无为的原则。然而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儒士们，“入世”从而为家族为天下做出一番事业来是他们的责任。“从《儒林外史》全书来看,隐逸倾向应该说是贯穿始终的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5]”。但从整体上讲，《儒林外史》的贤人中没有任何一位是甘于抛弃自己作为儒士的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杜少卿拒绝举荐做官，并不是不想成就一番事业，而是他清楚地看到做官不但难以成就一番事业，甚至连自己的本性都难以长存；庄征君向皇帝讨到元武湖“隐居”，是看到“我道不行”的无奈局面；虞博士虽然走了读书举业的道路，但出任闲职，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只能在朝廷之外；迟衡山这位“业余宰相”的社会责任感最为强烈，但也受阻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萧云仙可以说是五位贤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但结局可以说最为不幸。
杜少卿在装病推掉了李巡抚的举荐之后，表示“……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6]”。这一番话看似潇洒，背后却隐藏着太多的无奈。无论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还是迟衡山，都是都是深有才学且德才兼备的理想式的儒士。但问题在于，行走于庙堂之上那些本应“做些天下的事”的人，都纷纷倒向功名富贵，他们为了名利无所不为，却丝毫不为天下着想。匡超人为了名利良心丧尽，却“以优行贡入太学”。他们和贤人的反差不仅仅体现在道德和价值观上，相比于贤人们的文才武略，他们“不学无术”：范进作为主考官，连大文豪苏轼都不知道；鲁编修名为编修，实则才疏学浅，居然看不出杨执中盗用前人诗句的把戏…… 迟衡山无力成就大事，就首倡了祭泰伯祠的礼乐活动，希望以此唤醒世人对礼乐的重视，他们自己也自然清楚，世风是不可能仅仅因为他们的祭祀活动就可以转变
3.2.2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在“礼乐兵农”中“弃虚返实”
儒学自宋代纳入了理学之后，就彻底变成空谈的“务虚”之学。理学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统治者钳制人心，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对于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而言，最好的统治方式就是愚民。那些“所好音乐狗马田宅[7]”的奴才要比“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于论议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8]”的智者便于统治得多。因此，统治者首要的任务不是谋求社会的进步，而是要彻底稳定自己的江山。又比部分人看清了“务虚”的危害，于是出现了浙东事功学派、颜李学派等等主张“务实”的思想派别。
《儒林外史》通过对举业人群的批判和对贤人的描写,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达以实用取代虚妄。实用的主要内容就是颜李学派所主张的“礼乐兵农”。前三十回的讽刺实际上是在表达一个社会现象的根源性问题，因为通过空洞无用的八股文选取的丧失了“文行出处”的人治世,导致国家和社会状况每况愈下。小说在楔子之后触及的成化年间,国家还算昌平，但随着小说时间的深入,国事每况愈下，这种衰世局面通过虞育德和庄绍光在外出的途中展现出来。迟衡山表示“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斌,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现实表明，举业既无益于德化，对社会的生产发展也带不来任何积极影响。这使得贤人们挺身而出，打破虚妄，以礼乐兵农促进社会的发展。
指正） 第3章 理想儒士精神3.2.3“倡真反伪”的处世态度
摘要和目录，由于较长，分为两篇发表，欢迎 倡真反伪，首先表现在为人处事上追求真实。贤人们无论亲情、友情还是普通的人际关系上都显得极为真挚。王冕对母亲的孝顺，杜少卿对娄焕文老人的细心照料和他与妻子毫不掩饰做作的真情；包括虞育德救了跳水寻死的农人后从自己的十二两银子中拿出四两相赠，表示自己也需要一些盘缠不得全数相赠，这一情节细致地反映了贤人处事的率真。另外，贤人的真实又体现在他们治学的风范上。那些通过八股取士走上庙堂的人，实际上不学无术；而贤人们不进精通经史上的大学问，对于体现时代潮流的礼乐兵农实用思想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杜少卿尤其对于朱熹解经歪曲儒学本意导致士风败坏的行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敢于提出自己对《诗经》的新见解。可见，贤人无论处世还是治学都充分体现着充分的真实感。
（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3.3理想儒士精神“销磨四散”的必然性
“《儒林外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小说，而是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的百年沉思，因而充满了世纪悲凉的文化小说（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 [9]”。《儒林外史》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既然这些贤人承载着吴敬梓对于理想儒士的期望，为什么他们又最终走上“销磨四散”的悲剧结局呢？我认为，这根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然结果。贤人们的四散结局，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水浒传》中，同样有着相似的情况。一心为求报国的水浒英雄们，本身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被逼上梁山，被迫起义。当他们接受招安为朝廷了下功劳之后，却仍然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说到底，就是中国传统的“淘汰精英体制[10]”的必然。如上文所说，中国社会自古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度，到明清时期，越来越专制的社会和要求个人发展的时代潮流走上了相悖的道路。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需要的是顺服于自己的“奴才”，而不是品德良好、学识出众的精英。换句话说，社会精英由于积累了较多的学识和智慧，反而不会像“奴才”那样听命于己，所以精英不但不会被重用，还往往要遭受统治着的压制和打击。所以小说第一回刚刚击败浙江方国珍的朱元璋拜见王冕请教取天下之道，王冕提出“以仁义服人”，朱元璋点头称善。而当朱元璋登基称帝之后，却将“以仁义服人”抛在一边，用四书五经八股文为读书人设计了一条抛却“文行出处”的荣身之路。
充斥着伪善和投机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是和以贤人为代表的精英的理想人格是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的。儒家历来存在“内圣外王”的固有矛盾。儒士本身首先需要比较完好的个人道德修养，作为“兼济天下”的基本条件；而儒家“外王”的理想人格使中国古代文人参政意识强，渴望入世，希望有所作为，建树个人功名。问题在于，专制社会的从政者最重要的一项“素质”不是个人修养和道德，而是要拥有从事政治的伪善能力，要能够完全地对统治者俯首帖耳。这又和儒家所要培养的良好的道德修养相悖。这种矛盾的结局是，“内圣外王”成为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矛盾。而外史中的贤人们一方面具备超越世俗的良好的个人修养，但同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他们又不能放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样巨大的矛盾之中，等待贤人精英们的只有“销磨四散”的悲剧结局。 参考文献 ［1］ 吴敬梓，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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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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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建华.入世与出世:吴敬梓的两难抉择——论<儒林外史>中仕与隐的矛盾[J].哈尔滨：《哈尔滨学院学报》杂志社，2005年第1期 指正） 第3章 理想儒士精神
[6] 吴敬梓，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20 指正） 第3章 理想儒士精神
[7]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851 （本文系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省去封面、英文
[9]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儒家精神的回归和再建设 &n
[10] 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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