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说的是人话吗？

——致70后正在远去的二胎梦

 

胡文

 

昨天，一条标题为“社科院副院长：中国或两年左右放开二胎政策”的消息在网上关注度极高。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栏目微博消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称，中国可能在两年左右时间内向所有夫妇放开二胎政策；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好处。这条消息被人民网转发后，再度引起热议。

 

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感受就两个字：悲哀。身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说的根本不是人话，甚至连官话都不合格。

 

一、放开二胎政策应该尽快施行，越早越好。而不是像蔡昉那样打着官腔，依然冠以

“可能”二字。二、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首先应该是回归人性需要，而非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功利考量——蔡昉显然并不合适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一职，他更适合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为什么说要尽快实行全面放开二胎？因为放开二胎对60后已没有意义，对80后、90后无需放开。对惟一需要放开的70后，类似蔡昉依然打着官腔说是可能。但时间已经不在他们这边了。或者说，70后们已经等不及了。

 

本身多为独生子女的70后，是最懂独生子女之孤独的。而胆大的70后已经自主生了二胎。一位70后国企老总对我说，计划生育政策最残酷的一面是，它把最有能力生二胎、最有意愿生二胎、且最遵纪守法的那批70后的二胎梦给抹杀了。

 

蔡肪之言早不新鲜

 

早在2013年3月，一条“李建民：建议两年内全面放开二胎 ”的消息便已见诸报端。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当前正是改革的窗口期，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都已凸显，如果生育政策再不调整，其导致的社会矛盾将愈发尖锐。

 

李建民介绍，在其2012年参与形成的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针对人口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分步放开二胎的方案。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他说，经过测算，这一方案并不会出现决策层担忧的人口堆积。“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量13.40亿为起点，以这次普查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以及总和生育率1.5为基础，我们预测，人口峰值至2045年方达到15.14亿人，2050年则回落至15.01亿人。”李建民说。

 

在逐步放开二胎的同时，李建民认为，计生委也可借此次机构调整完成其职能的“转身”，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松绑，建立计划生育政策的退出机制。

 

“一项公共政策，既要考虑其建立，也要考虑其退出。”李建民说，而退出机制最关键的在于如何协调受到此政策影响的各方利益，如过去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在政策调整后，是否还应该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刚刚缴纳了社会抚养费的人，是否补偿；失独家庭的扶助，谁来负责，这些都是需要后续做好的事情。

 

看看王广州的测算

 

2013年3月1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研讨会”上表示，假定2013年完全放开二胎，将在2014年左右形成生育小高峰，新生婴儿数量估计在2000万左右，最多不会超过2700万。

 

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12年，中国新出生人口1635万人，死亡人口966万人，净增669万人。按这位专业人口学者的研究和预测，即使2013年放开二胎，2014年因此而新增的出生人口也不过400万至700万人，远远低于中国官方及主管部门的估计。

 

王广州表示，根据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育龄妇女总量约3.8亿，已生育的妇女为2.59亿。其中，已生育二孩的约1.2亿，未生育二孩的约1.39亿。1.39亿未生育二孩的妇女中，40岁及以上的有0.47亿，40岁以下的有0.92亿。

 

经专业模拟测算，王广州认为，假设2013年全面放开二胎，2014年中国将形成生育小高峰，当年新生婴儿数量应在2000万左右，最高值不会超过2700万，最低值不低于1500万。此后新生婴儿数量将逐年下降。因此，放开二胎的生育堆积，并不严重，而且可控。

 

但在此前，人口计生委倾向于这样一种预测：放开二胎后，中国年度新出生人口将超过4000万，这将是2012年中国新出生人口1635万人的两倍还多。而大多数人口学家都认为，鉴于当前生育率已经大幅降低，家庭生育意愿大大降低，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

 

王广州经测算还预计，如果放开二胎，2014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93左右，不会低于1.51，但超过2.66的可能性也很小。此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继续逐年降低。因此，即便在2013年全面放开二胎，也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出生人口堆积。这是因为，第一，生育堆积势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释放；第二，新增一孩育龄妇女不可能马上生育二孩。

 

作为专业人口学者，王广州曾在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机构供职。他在会上指出，中国早在20年前生育率就降至2.1的综合生育率以下。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0多年后，中国总人口规模在达到峰值后，将进入持续快速下降阶段。

 

他推测，如果2013年全面放开二胎，中国的总人口数量高峰约在2028年至2029年出现，估计值的均值为14.3亿。即使按照高方案预测，届时中国总人口超过14.6亿的可能性也很小。中国人口达到峰值后，人口总量将逐步较快减少。预计到2050年，中国约有13.62亿人，最高不会超过14.14亿。

 

山西翼城的试验证明

 

2013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研讨会”上，长期从事生育政策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人口专家梁中堂同样提出，新一届政府应尽快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可先从放开二胎做起。

 

今年66岁的梁中堂是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1978年开始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研究工作。1979年，当“一胎化”生育政策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梁中堂就在全国的讨论会上提出“一胎化”将迅速导致中国人口老化，造成家庭结构“4：2：1”畸形，并使劳动力紧张和兵源奇缺。当时，他就建议用“二胎晚育”方案（即“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间隔”）取代已经推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人们生育两个孩子。除了测算，还有山西翼城的试验验证。

 

1985年，经梁中堂向中央领导争取，特批在山西翼城县试行其“二胎晚育”方案。此后近30年来，在山西翼城县，农民普遍可生育两个孩子，但其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和所在的山西省、临汾市的人口平均增长水平。

 

山西翼城县等地的实验和中国人口变动的实践说明，宽松的生育政策并没有导致过多的人口出生，而严紧的政策也没有抑制住应该出现的人口增长。梁中堂认为，人口变动是一个客观过程，不以包括国家政策在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生育权早该归于私权

 

在现在许多官员的理念中，依然将放开二胎作为政府调节和管控经济的一个手段。不客气地说，这绝对是公权对于私权的滥用，这个时代早应该结束了。

 

梁中堂认为，“生育是每个家庭的私事，是私权领域的事情，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以及生育几个，均应由每个家庭自由决定，公权不应该参与其中。”

 

同样，李建民也认为，“就个人而言，全面放开生育管制是最好的选择，将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还给公民，但决策层对放开二胎后会否出现人口堆积一直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应该逐步调整。”相比之下，身兼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蔡昉的言论，与两位专家是不是高下立现？

 

同样早在2013年3月，梁中堂就提出质疑：执政党和国家从来就有许多了解民意的管道，现在网上对计划生育几乎一边倒地反对呼声那么强大，以及十余年来诸多人口学家多次向中央部门递交要求改善生育政策的报告和意见，等等，都说明中央机关是了解计划生育的真实情况。但是，“了解情况并知其不合理，却得不到改善，为什么？”

 

梁中堂认为，政府是负责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是按各领域事务的重要性及其职权决定处理问题的先后次序的。生育政策调整在公共事务决策中没有被排在优先次序。

 

他说，生育本来就是家庭私事，公共事务中本来就没有它的位置。中国虽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把生育问题提升为公共事务，并设置了专门的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但是，生育问题本来就不是政府管的事情，现在却到了硬要它来管的时候，这就出现了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没有条件，甚至“也可以不管”。生育问题毕竟不是国家通常事务中应有的内容，在日常的国务活动运作中完全可以忽略它的存在。这也许是生育政策未能及时调整或排不到公共决策中应有位置的重要原因。”

 

早在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我国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是自愿），两个正好”的方针，也就是“放开二胎”。2011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王名和刘大钧在全国两会上联名提交《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提案特别强调，多年来许多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多次发出呼吁放开二胎，但相关部门反应迟缓。当年，更有人疾呼，即使是现在全面放开二胎，也已经太迟了！

 

一年半之后，蔡肪居然仍在重复李建民一年的建议，难道不让人更觉政策之荒唐以及社科院之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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