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作为宋王室成员仕元，使赵氏书法被人品影响书品而困扰，真实的书法现实则难掩赵孟頫元代墨皇无上的地位，赵氏的显与媚，底面却蕴含着隐与骨，隐形的八大魂，如同武圣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全是做的身不由己的无奈之事，元世祖的重用其实也只作一个装点门面的花瓶而已，兼济天下是不可能，独善其身同样不可得，双重的痛感难以被人知，一切隐含在那充满乡愁的弥漫太湖云烟的书法作品中，后世的文征明、董其昌面对大山只有惊叹罢了，无法抗行只可勉强雁行。赵董还是一丘之貉，不足重视，然而傅山针对赵姿媚书风流行书坛的状况，在《作字示儿孙》自注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宁四毋”主张。但到了傅山晚年，曾作诗云：“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醉起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馀一笔，何处发文章。”赵的老婆亦非常，其本人更不用提。确实，傅山读懂赵孟頫书法底面的意味，这里面有读懂的欣然，亦有不可超过的感慨，处于吴地一隅的钱选诸人品格是保住了，艺术境界则无法开张起来，深入起来，视野受限，赵氏之书雍容开张，在经历的变化，北国的慷慨风骨，晚年用力北海的临习增强了其书艺的骨力，增强其雄强的一面，与其潜藏内心的乡情，故国之思汇合起来，融入书法的风格中，“远志出山成小草，鱼龙失水困沙虫”（文衡山）那种心理同样困扰赵氏，也许谢安出山是大草，而赵氏只是在为艺一门还成为一个“雕虫”的大家，底面近八大那失落王孙的心态确实不如其诗词表露明显，抽象化的的情感与哲理思索，还是被少数人看破。在艺术探索上，回归晋唐如同欧洲文艺复兴作派，用笔重寻晋唐法度而不变易，结字变宋之欹斜而复归于平正，螺旋式地提高书艺的水准，足见赵氏的不凡，故后世的书家，鲜有超过他的，全面的大师似乎成了绝响，只有复往奇处求索，才获取一线的生机，也就是扬州主义那种新的变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