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画人在中西合璧的路子上，总有各各不同的选择，有程度的差异，也同自己经历相关，包括留学经历，象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人留学法国，为欧州派，而傅抱石、张大千、刘海粟等人，留学日本，为东洋派，不同地域学习经历亦影响到其价值取向，对待西画容纳与熟悉的程度，吸引西方，欧重而日轻。留日的画人对等两种文化融合远不及欧派强烈，但亦有自己的可取之处，更多地保留了东方抒情成份，还有技法的发扬光大，傅、张、刘三人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作为一个天才，傅抱石的辉煌在抗战时代就存在，而且以后是作品因为某种原因未能超越仿佛是停滞状态，他的那有历史沉淀的人物画是他不可再现的高峰。在两国交战的时代，文化也是处于战争状态，两国战场不仅仅是拼血肉，也在拼灵魂与勇气，徐悲鸿、李可染等人，或画奔马、醒狮而寓意，或直接画宣传图激励军民，林风眠似乎是退隐一般，傅在国民政府第三厅供职，本身是加入这场运作，其作品并不鼓努，叫嚣，而从历史文化的底蕴来抵抗日本人的气焰。那个非常的时代，傅抱石画了大量的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形象：屈原、苏武、竹林七贤、清初明遗民、还有湘君、湘夫人，特别是湘妃，殉情湘江，充满烈性，不是柔弱嫋嫋的女子，而是守护湘水进而守护鄕土故国的巾帼英雄，与徐悲鸿的形象一样，足以振兴国民的精神，完成对日抵抗。当然，这里面也有艺术的比拼。在日本学习中国画史，傅熟悉中国艺术的精华所在，曾对顾虎头的画理与作品深入研究，早先傅并不支持中西合璧，后来有所改变，日本近代经明治维新的洗礼，曾经过一段“全盘西化”的历史，对傅不能不产生刺激，象横山大观的《屈原》，也是傅刻意为之的原因，并非全在郭沫若《屈原》剧的影响。日本本身是一个东方国家，故傅在日本的留学经历比留画人更多一点东方意味，象浮世绘版画亦对其仕女人物产生影响，并把古典的线条艺术加以发扬光大，那些源自晋代的线描，在他笔下放出光芒，那线条飘若惊鸿，婉若游龙，充满灵动的韵致。傅后期的作品虽然亦有可取之处，当总的说来偏离真性情，那好是时代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