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报告会,参与《南京大屠杀辞典》编撰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海军指挥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等单位的10余位专家,以及南京出版传媒集团的领导参加了发布会。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向媒体及社会报告了《南京大屠杀辞典》编撰取得的中期成果。
报告会上,朱成山馆长首先从五个方面总结概括了三年来的《南京大屠杀辞典》工作情况。一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出版社高度重视该辞典的编撰工作。经过共同努力,已经将《南京大屠杀辞典》成功申报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及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进一步提升了图书的品味与规格。二是《南京大屠杀辞典》项目启动以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把此项工作作为全馆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学术建馆”的主要内容之一,馆长亲手抓,并成立“《南京大屠杀辞典》编辑工作办公室”,聘请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戚厚杰研究员与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副研究员两位老专家坐镇编辑办公室,带领纪念馆保管研究处的几位年轻人,与各位专家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协调、统计及具体的编撰工作。及时了解编撰进度,协助解决编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馆方先后组织召开了9次专家会议,从《辞典》框架的架构,到词条条目的拟定,具体词条的修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三是参与《南京大屠杀辞典》编撰工作的专家们怀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辞典的编撰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许多专家公务繁忙,但仍将该项工作摆在了首位,加班加点,保证了辞典编撰工作的正常进度。尤其是孙宅巍、段月萍等一些老专家们对电脑操作不熟练,手写了20-40多万字的词条。其中戚厚杰研究员和段月萍副研究员撰写了44万多字,孙宅巍研究员20多万字。四是《辞典》工作启动三年来,前后召开了三次新闻发布会,从编撰工作的启动到今天初稿的完成,力图把《南京大屠杀辞典》工作的每一点进度通过新闻媒体界的朋友向对社会各界发布,让关心与支持我们工作的人员能及时了解该辞典编撰工作的进展。五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南京大屠杀辞典》编撰的组织单位,为此引进人才,积极投身到辞典的撰写工作中。专门引进1位博士后、1位副高职称的博士生、2名硕士研究生,成立博硕士研究站,全力投入到辞典的编撰工作中来。
截至目前,《南京大屠杀辞典》共列出18000多个词条,超过200万字,辞典的整体架构和雏形已经呈现出来。朱成山馆长从三个方面重点报告了《南京大屠杀辞典》的中期成果。
一是关于《南京大屠杀辞典》体例架构。经过三年时间的反复研讨与论证,目前该《辞典》的体例架构基本确定。辞典以条目为主体,设有序言、前言、凡例、概述、目录与正文。正文采用辞典条目式结构,内容依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分为“上、中、下卷”。上卷“南京大屠杀前”包括:南京大屠杀历史背景篇,日机轰炸南京与南京空战篇,日军攻击南京篇,南京安全区及其难民营的成立篇,南京保卫战篇,南京沦陷篇等6篇;中卷“南京大屠杀中”包括:集体屠杀篇,零散屠杀篇,劫掠、纵火与破坏篇,性暴行篇,南京安全区及其难民营的救援篇,南京伪政权、伪组织篇,南京军民的抗争篇,焚尸灭迹与尸体掩埋篇,中外媒体的报道篇等9篇;下卷“南京大屠杀后”包括:战时及战后的调查篇,日本投降与战后审判篇,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与证据篇,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篇等5篇。从辞典的上述结构和体例的设置上看,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主体内容在体例上占的比例最重,包含了9个篇章的内容,凸显了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至1938年1月31日的六周内,日军惨杀无辜与奸淫、掠夺、焚烧、破坏等的罪行史实。从目前已经撰写出来的内容看,中卷的词条大概为9000多个,计100多万字,重点突出了南京大屠杀暴行史实,彰显了本辞典的特色与个性。
二是《南京大屠杀辞典》条目拟订。《南京大屠杀辞典》的体例架构确定之后,专家们根据具体的原则,围绕与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实,根据具体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拟定词条,并由专家们进行逐条讨论和反复甄选,从而确定整部辞典的词条目录。如在南京大屠杀集体屠杀下,列出160多个条目,零散屠杀下列出600多个条目;日军官兵日记列出了70多个条目,抢劫焚烧暴行列出了3000多个条目等。在具体的词条撰写过程中,还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与修改。如有些条目与事件本身关联不大,就及时删除;而对有些与事件关系较大而又遗漏的词条,则及时进行补充;有些条目缺少现有的史料支撑,只能放弃。在条目拟定的时候,根据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相关度将词条分成四档词条,分别为特等词条
(1000字以上),如“南京大屠杀”等;一档词条(800-1000字),如“集体屠杀”、“零散屠杀”等;二档词条(400-800字)如“煤炭港集体屠杀”等,三档词条(200-400字),如“伪政权埋尸”等。
三是《南京大屠杀辞典》词条撰写。词条撰写的过程中如何既遵循辞书的写作原则,又能体现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个性,这是专家们在着手写作之前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纪念馆与南京出版社共同组织召开了数次专家会议,经过充分的交流后达成了共识,形成了词条撰写的原则。如每个词条的开头需要有定性语言,定性语中不用或少用“最”、“唯一”等定性词语,以中性为好。词条内容的语言要高度简练、概括,多使用规范性的语言。词条中涉及部队番号的,不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用汉字,部队代号用阿拉伯数字等等。
朱成山馆长指出,《南京大屠杀辞典》的编撰出版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该辞典是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上的第一部辞书性著作。迄今为止,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相关成果著作非常丰富,但还没有一部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辞书。本辞典的编撰成书则填补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二是一部集多方智慧的大成之作。《南京大屠杀辞典》不仅邀请了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权威专家二十余人,还邀请了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英国、菲律宾、孟加拉共和国等十余个国家的相关专家参加。所以,该辞典是集多国学者智慧的大成之作,体现了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的国际性。三是建立在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客观研究基础上的著作。该辞典的编写不是简单的编编写写,而是要结合内容,搜集更多的更准确的史料,进行必要和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任何一个词条都是在客观研究基础上的成果。四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多年的史学研究,为《南京大屠杀辞典》的撰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词条的撰写在吸收最新史料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准确、科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五是创新编排形式,图文并茂,增强可读性。《南京大屠杀辞典》在吸收其他优秀辞书撰写特点的基础上,将采用图文并茂的编排形式,增强可读性。既可以作为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者的工具书,也可以作为读者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入门工具书籍。朱成山馆长表示,下一步将尽快组织成立专家审定委员会,对词条进行交叉审校、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对词条进行反复地修改与校对,在史实方面尤其要做到准确无误。
在报告会上,参与编撰的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体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江苏省社科院孙宅巍研究员结合自己的撰写体会,详细介绍了他负责的有关屠杀与埋尸方面的撰写体会。他说在撰写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首先是完整使用了历次对幸存者调查的成果以及最新公布的屠杀与埋尸资料。使得读者一部辞典在手,所有屠杀与埋尸案例均能查到。其次为实证南京大屠杀的巨大规模与死难人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辞典中共列出十人以上的集体屠杀案例165条,零散屠杀案例715条,各类机构、群体与个人埋尸和处理尸体案例490条。最后,首次将每一起屠杀与埋尸地点的准确方位与地域一一注明,不仅增加了资料的可信度,而且使人们看到日军的屠杀暴行几乎遍布南京城郊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镇。
《南京大屠杀辞典》编撰专家之一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认为,辞典的撰写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将有力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否定“慰安妇”制度罪恶的猖狂挑衅。不仅是史学研究者的工具书,还担当着向中外广大民众更好地宣传和普及有关的知识和正确的历史观的任务。因而,《南京大屠杀辞典》的编写绝不是简单的编编写写,而是要结合内容,搜集更多的更准确的史料,进行必要和深入的研究。比写论文和著作要求更精细、更准确,知识面要求更宽更深。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编辑朱同芳表示,在即将到来的2014年,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把《南京大屠杀辞典》的编撰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全力保证辞典的按时高质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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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朱成山研究员向媒体及社会作《南京大屠杀辞典》编撰中期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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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报告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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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江苏省社科院孙宅巍研究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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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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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京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编辑朱同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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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朱成山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