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波林斯基、谢弗：公共执法的经济学理论(徐昕、尹彦译)【第二部分】
(2012-08-05 16: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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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执法经济学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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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综合性执法(General Enforcement)
在许多情境下，执法可谓综合性的，多种不同类型的违法可能在执法机构的一次行动中被发现。例如，守候在路边的警官可能注意到驾驶员扔垃圾、以及闯红灯或超速驾驶；或者一位核税官在审查纳税申报单时可能发现各种违法行为。为研究此类情形，假设单一的发现概率适用于所有危害行为，不论损害数量。 (相对的假设为执法是特定的，意为每类危害行为单独择定概率。)
我们想论证的要点是，在执法为综合性的框架下，最优制裁随危害的严重性递增且仅对危害相对较高的行为实施最严厉制裁。为领会这点，假定适用严格责任、制裁为罚款、且加害人风险中立。给定损害h，设f(h)为罚款。那么，当综合性发现概率为p，则最优罚款公式为：
f*(h) = h/p (12)
假如h/p不超过最高罚款http://www.law-thinker.com/uploadfile/2005621163318927.GIF![波林斯基、谢弗：公共执法的经济学理论(徐昕、尹彦译)【第二部分】]( "波林斯基、谢弗：公共执法的经济学理论(徐昕、尹彦译)【第二部分】")
；如h/p不切实可行，则最优罚款为最高额。给定p时该公式明显最优，因为它暗含着预期罚款相当于损害，因此会尽可能诱导最优行为。
对f*(h)小于最高额的轻微危害行为，降低p并提高罚款直至最高额是否可取的问题依然存在。回答是，如对危害相对轻微的行为降低p(并对其增加罚款)，则对罚款已至最高额的严重危害行为而言，p(综合性)也会降低，这导致对这些行为的威慑力更弱。对严重危害行为威慑力的下降，相比通过降低p而节约的执法成本来说，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损失。换种方式表达，为避免对高度损害行为(对此罚款为最高额)的威慑严重不足，p须保持足够高。但既然p同样适用于危害更小的行为，则为适度威慑对其罚款无需最高。
如制裁为监禁且适用过错责任时，若执法为综合性则制裁应随损害的严重性递增直至最大化，这一结论成立。基本理由如上所述。
10.边际威慑
在许多情景下，个人可能考虑实施数种危害行为之一种，比如，是少量抑或大量向河流排放污染物，是只绑架某人还是杀害他。在此类情形下，制裁的威慑除通常威慑个人不实施危害行为外还发挥重要作用：对未被威慑的个人而言，预期制裁影响个人选择实施何种危害行为。特别是，如预期制裁随损害递增，则这些人有理由实施危害更小的行为而非危害更大的行为。对危害更大的行为之威慑，因其预期制裁超过对危害更小的行为之制裁，故有时指边际威慑。
其他条件相同，执法政策创设边际威慑符合社会期望，因此那些未被威慑不实施危害行为的个人有理由减少其造成的损害数量。这表明制裁应随损害数量递增，并因此大多数制裁应低于最大化。然而，鼓励边际威慑可能与一般地实现威慑相冲突；为实现边际威慑而大幅提升制裁的安排，但对危害更小行为的制裁却可能如此之低以至个人并不惮于实施这些危害行为。
关于边际威慑应附加两点说明。第一，通过提高发现概率和制裁程度可增强边际威慑。例如，若相对未撕票者国家投入更多的警备力量去逮捕撕票的绑架者，则绑架者可能受更强的威慑而不撕票。(注意尽管在执法为综合性的情况下，发现概率不能独立随导致不同损害程度的行为而变动)。第二，如对任何程度之危害预期制裁皆等于损害，则边际威慑力便自然得以实现；鉴于人们对所造成的损害负责，这样如其造成更大损害便须相应付更多代价。例如，若污染者向河流排放五加仑废物而非一加仑，若每加仑导致$100的损害，其预期罚款将从$100上升至$500，那么他污染的边际动机将会被纠正。
11.委托—代理关系
尽管我们假定加害人为单一行动者，但事实上加害人往往是委托人及其代理人。例如，委托人可能是工厂而代理人系其雇员；或委托人是承包商而代理人为分包人。
当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导致损害时，我们的许多结论就会转移至对委托人的制裁上。例如，给定发现概率p，对风险中立的委托人而言面对h/p的罚款为最优。那么预期罚款相当于造成的损害，因此委托人相对于代理人所处位置实际上如同社会相对于单一的潜在违法者那样。结果，委托人在控制代理人时行为将符合社会期望，特别是与其签约，以赋予代理人社会性的适当激励以减少损害之方式监督代理人。
当存在委托人和代理人时有关执法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他们间分配经济制裁。首先注意，正如基于自然的假定，当委托人和代理人可能通过其合同重新分配制裁时，则此种特殊的制裁分配可能无关紧要。例如，若代理人发现其面临一大笔罚款，而他比委托人更厌恶风险，委托人可能承担罚款；反过来，若罚款施加于委托人，他可能承担风险而不对代理人进行内部处罚。这样，代理人承担的合同后制裁可能不受执法当局最初选择的特定制裁分配之影响。
但是，如某种分配允许他们减轻总负担，则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经济制裁的分配就有关系了。一个重要例子是，当罚款仅施加于代理人而因其资产少于罚款故无法支付。 那么，他会和委托人(通常有更雄厚的资产)勾结起来逃避部分罚款，从而削弱了威慑力。因此罚款(或至少代理人不能承担的那部分罚款)应施加于委托人而非代理人。
紧密相关的一点是，当代理人资产少于最优罚款，即便委托人资产足以支付罚款，对代理人实施监禁制裁仍适当可取。代理人资产有限性的事实意味着，委托人没有能力通过使用合同确定的处罚(仅为经济制裁)来充分控制他。比如，公司尽管威胁减薪或解雇，但仍不可能诱导其雇员永远不操纵投标。在此情景下，使用个人刑事责任和判刑监禁之威胁以更好地控制代理人的不当行为便具有社会价值。
12.和解
我们迄今为止假定，当应判定有责任的加害人被发现时，他将以一种自动的方式受制裁。但实际上，加害人在审判中必定会被判定有责任，而此前他以和解替代审判则极为普通。(在刑事框架中，和解通常采取辩诉交易的形式，即加害人作有罪答辩以求减轻指控之协议。)假设和解盛行，则探讨其怎样影响威慑和最优公共执法制度、以及它是否符合社会期望便非常重要。
当事人为什么宁愿以庭外和解替代审判存在有两项一般原因。第一，审判在时间和/或金钱方面对当事人成本高昂。第二，和解降低了审判结果固有的风险，对厌恶此种风险的当事人构成收益。 和解对当事人的这些优势表明和解具有社会价值，但和解对威慑的效应却是一个正变复杂的因素。
具体而言，和解削弱了威慑：因为如加害人期望和解，这必定是由于对其而言制裁的预期负效用降低了。但是，由于和解反映了审判中拟施加的制裁，故国家可通过提高制裁水平来抵消和解相关的威慑力削弱。倘若如此，和解便无须危及总体的威慑水平。
和解可能还有其他社会不期望之后果。第一，和解可能导致与危害行为不相应的制裁，并与合符法院裁决的制裁不一致。例如，假如受害人对其遭受的损害拥有私人信息，则轻微损害的受害人可能获得超出其损害之和解，而审判结果可更接近实际损害。这样，通过和解实现的支付分配就不能很好诱导加害人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造成平均损害以下的加害人被威慑过度)。第二，和解通过形成先例，一个偶然相关因素，而阻碍了法律的引申和发展。第三，和解有时也促使被告人对其行为方面保密，这可能降低威慑。第四，如被告对监禁风险厌恶，则刑期的和解可能导致监狱公共开支的增加。
13.自首(Self-reporting)
我们上文假定，个人仅当其被执法机构发现时才会受制裁，但事实上当事人有时会向执法机构坦白自己的违法行为。比如，工厂时常会报告自己对环境和安全规章的违反；个人常常会通知警察他们卷入交通事故，甚至罪犯偶尔也会自首。
我们在此解释为什么象这样鼓励自首的执法结构通常符合社会期望。通过降低对坦白自己违法的个人之制裁，自首可能被诱导。此外，自首行为的回报可确定得足够低，以至威慑的降低甚至可忽略。
更详细表述，简单地假定个人风险中立，并假设若个人实施违法而不自首，其预期罚款为pf。如个人自首则设定罚款稍低于pf。具体来说，假设
f' =违法者自首时的罚款
以及设
f' = pf－http://www.law-thinker.com/uploadfile/2005621163843908.GIF![波林斯基、谢弗：公共执法的经济学理论(徐昕、尹彦译)【第二部分】]( "波林斯基、谢弗：公共执法的经济学理论(徐昕、尹彦译)【第二部分】")
(13)
这里 >0但为任意小。因此由于f'小于pf故违法者想自首，但制裁的威慑效应却如同其未自首时(几乎)一样。例如，假定若个人不自首罚款为$1,000且发现概率为10%，故预期罚款为$100。若对自首的罚款稍低于$100，个人就会自首但威慑力基本上没有降低。
假定自首可被诱导但基本上无损于威慑力，为什么自首对社会有利呢？有几项原因。第一，自首降低了执法成本，因为当自首发生时，执法当局无须辨别和证明谁是违法者。如污染的工厂报告事实，则环境管理机关就无需大费周折去发现污染并确定污染源。 第二，自首降低了风险，并因此在加害人风险厌恶时构成其优势。驾驶员承担更小风险，因为他们知悉其是否造成交通事故，他们将被引导向警察自首并受更轻微的确定制裁，而无需面临(对撞后逃逸者)以一定概率施加的更严厉制裁。第三，自首可减轻损害。有害泄漏的早期确定有利于泄漏物的封锁和清理。
14.累犯
实际上，法律对累犯(repeat offenders)的制裁往往严于初犯。例如，根据美国科刑委员会(U.S. Sentencing Commission)对联邦犯罪的量刑指南，被告有前科者提高刑期和刑事罚款。民事的经济制裁有时也取决于被告是否有先前不法记录。我们在此解释为什么这种政策可能符合社会期望。
首先注意，若威慑总是诱导最优行为则对累犯加重制裁对社会并无裨益。如对污染并导致$1,000损害的制裁为$1,000，则污染并被罚$1,000的任何人必是从污染行为中获利超过$1,000者(比方说不安装污染控制设施的节余)。社会福利因此作为污染行为之结果而更高。如果这些人过去造成污染并受过制裁，那仅仅意味着他过去的污染行为是社会不允许的。而现因其有受罚前科而加重制裁会对其威慑过度。
相应而言，仅当威慑不足时为提高威慑力对有违法记录者调节制裁才可能适当。但威慑常常不足，因为正如我们在第4节中强调，为降低执法开支通常值得国家容忍一定的威慑不足。
假定存在威慑不足，依违法记录实施制裁基于二项原因而有益处。第一，违法记录的使用可创造不违法的额外激励：若违法被发现不仅意味着即刻的制裁，而且未来违法将受更严厉制裁，故个人现今将更多地被威慑而不实施违法。 第二，依违法记录实施制裁可使社会利用个人危险性及需威慑其之信息：有违法记录者比普通人更可能在未来违法，这就可能使面 对威慑目标而对其加重处罚适当可取。
依违法记录实施制裁还有剥夺个人行动能力的原因。累犯在未来可能有更高的实施违法之倾向，并因此更可能值得通过监禁而剥夺其行动能力。
15.制裁概率与量度的不完全信息
尽管我们作一简单假定，加害人知道制裁的概率与量度，但显而易见个人对这些变量常常只有不完美信息。他们对制裁的概率和量度通常只拥有估计的、或更可能为主观的概率分配。他们因几项原因而可能不知制裁真实的概率：因为执法当局限制公布有关概率的信息(也许希望个人相信概率比实际更高)；因为概率取决于个人不能完全理解的诸因素(如税务审计的概率受大量因素影响)；并且还因为概率对个人而言似乎难以评估。 同样，个人对制裁真实的量度也可能只有不完全信息，特别是在制裁并非法定而某种程度上系自由裁量之情形下。
加害人的不完全信息所产生的影响直接明了。第一，预测个人将怎样行为，与之相关的，当然，并不是制裁实际概率和量度，而是被认知的这些变量分配程度。
第二，要确定制裁的最优概率与量度，须考虑实际价值与被认知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假定人们至少需一年后才能完全理解执法概率的变化。那么如增加执法资源以使概率提高，比方说到15%而非10%，在一段时期内威慑力并不可能有太大增强，这样的投资就不太值得了。 或例如，假设对某些行为如抢劫的制裁可变(比方说从1个月刑期至10年)，个人认知相当粗略，并不基于真实的平均数而只依靠可能的范围。那么增加平均刑期可能对威慑几乎毫无影响，而提高概率则相反。个人对制裁概率及其量度系统化的过程，因此对确定威慑如何运作并朝向最优政策至关重要。
16.剥夺能力
我们对公共执法的讨论假定，制裁的威胁通过抑制个人实施危害行为即通过威慑而减少损害。但是，对社会来说减小损害的一种不同方式是实施促使当事人脱离所能造成损害的位置之制裁，也就是剥夺能力。监禁是最主要的剥夺能力制裁，虽然还有些其他例子：个人可能被吊销驾驶执照，令其不能驾驶造成损害；商人可能失去在特定领域经营之权利，等等。我们在此以监禁核心，但我们所述一般性适用于剥夺能力的制裁。
为更好理解当制裁为剥夺能力时的公共执法，假定制裁的唯一功能是剥夺能力；也就是说，简单地假定制裁不具威慑力。(比如，给定制裁概率和量度的相关范围，若个人从危害行为获益超过预期制裁则威慑没有发生。)我们假设社会目标同以前一样，是从更小损害、更低执法和制裁成本包括监禁成本之行为中获取最大化收益。
对已被捕个人实施的最优制裁取决于不关押所产生的预期损害、净收益与监禁的私人和社会成本之比较。若预期净损害超过监禁成本，则应将其监禁且只要条件持续应一直监禁。这样，作为预期净损害函数的最优制裁为零，直至预期净损害等于监禁成本的转折点，然后不连续上升至该人预期净损害超过监禁成本的期间。个人净损害相对较高时才适用监禁以剥夺其能力。
关于剥夺能力的原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有证据表明，个人造成的预期损害随年龄而下降。 因此，从剥夺能力的立场来看，释放年老囚犯通常适当可取。第二，从逻辑上说，剥夺能力的原理可能暗示着，一个人即便未实施犯罪亦应监禁入狱，若其对社会的危险值得剥夺其能力。例如，若存在某种精确方式可预测一个人独立于其实际行为的危险性，这便为真实。但实际上，一个人实施过危害行为的事实可谓预测其未来行动的最好根据，此时剥夺能力的原理就意味着仅当个人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时才应判刑。
发现的最优概率取决于简单直接的权衡。概率越高，被剥夺能力的人数就越多，导致社会收益等于个人预期净损害与剥夺其能力成本之间的差额。但概率越高，执法成本也越高。在某一点上，当边际社会收益恰好等于提高概率的边际成本时，停止提高概率便为最优。
最后，我们简单评述当剥夺能力作为目标与威慑作为目标时最优执法性质之间的关系。第一，当剥夺能力作为目标时，制裁的最优量度与逮捕概率无关。相反，当威慑作为目标时，最优制裁取决于概率，通常制裁越严厉概率就越低。第二，当剥夺能力作为目标时，制裁的概率和量度与威慑能力无关。因此，例如，若这种能力有限(比如对被激怒者)，根据威慑理论低预期制裁为最优，但高预期制裁仍值得用以剥夺能力。
17.结论
在本节中我们将总结本文之要点：
(a)当危害行为发现概率确定时，最优罚款为危害除以发现概率，因为这导致预期罚款等于损害。但是，因收取罚款而产生的公共成本应加至罚款的基准水平上，对风险厌恶的加害人应降低罚款标准。
(b)当危害行为发现概率变动时，严厉制裁为最优，因为这允许适用相对较低的概率，并因此节省了执法成本。的确，如个人对财产风险中立，因此最优罚款为最高额，而如个人对监禁风险中立或风险厌恶，则最优刑期也为最长期限。更现实一点，当个人对财产风险厌恶或对监禁风险偏好时(也因其他原因 )最优制裁并非最大化，尽管为降低执法成本适用相对较严厉制裁的动机依然存在。
(c)最优执法倾向于相比最优行为一定程度的威慑不足为特征，因为允许一定程度的威慑不足节省了执法资源。更精确地说，通过从导向最优行为的水平降低发现概率将诱导出最优行为，国家减少了执法成本，并且尽管更多人会实施危害行为，但由于其收益大致相当于损害，故这些个人并不会导致社会福利大幅下降。
(d)在诉诸更高成本的监禁制裁前应尽可能使用罚款。
(e)过错责任对严格责任的一个优势是，实施的高成本制裁如监禁、以及个人风险厌恶时的罚款较少适用：依过错责任，加害人通常被诱导遵守过错标准，并因此一般不受制裁。但依严格责任，加害人只要被抓获便会被制裁。
(f)严格责任优于过错责任的一点是前者更容易适用。另一优势是加害人行为度的决定一般更合理些。依严格责任，由于加害人须为其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故其行为度倾向于最优化。但在严格责任下，由于他们时常并不为其造成的损害负责(因其被引导无过错行动)，故其行为度倾向于过度。
18.理论对实际
回顾了公共执法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接着简单评述最优执法与实际执法(enforcement in practice)的关系。
首先注意，实际公共执法的重要特征至少从广义而言与理论上可取的情形相符。显而易见且值得关注的是，公共执法常常以低发现概率为特点。这对许多刑事行为是事实，并且在其他公共执法领域通常亦然，诸如交通管制和征税。 发现概率低无疑反映了我们讨论的中心要素即提高概率之成本。
与低发现概率相应的是较严厉的制裁，它常常超过损害。例如，似乎对盗窃判刑典型地超过了该行为造成的损害，对双泊车(double parking)的处罚往往超出了所导致的堵塞成本，而对偷税的制裁也倾向于超过因此而产生的社会损失。当执法概率过于偏低时，正如这些例证，为保持适度威慑便需远远超出损害的制裁。
另外，制裁的量度随损害的严重性而递增。刑法中便如此，例如，对盗窃的惩罚轻于对强奸或谋杀。在安全和卫生规章中，制裁通常随实际或预期损害水平递增，而在其他执法领域也类似。由于诸多原因，包括综合性执法和边际威慑，制裁与损害的基本关系意义重大。
最优执法理论似乎也有助于解释社会为何对纳入刑事的危害行为类型使用监禁制裁，特别是盗窃、抢劫、强奸、谋杀等等。 因为通常这些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小，往往对实施此类行为者产生较大收益，还导致大量损害，故理想的惩罚量度为严厉。如惩罚措施仅为经济性，则处罚常常会超出实施危害行为个人的资产。犯罪人倾向于拥有较低资产这一观察大大加强了该论点。 因此，为保持对纳入刑事的行为可容忍之威慑水平，通常需适用监禁制裁。监禁制裁鉴于其剥夺能力之功能因而也颇具意义：犯罪造成重大损害且难以威慑(正因我们刚才强调的原因，加上其他原因)，所以剥夺实施这些行为的个人之能力通常适当可取。
也要注意，实施监禁制裁的归责标准系基于过错，也就是说监禁以评价不法行为的性质为前提，而不仅仅只因造成损害。这符合社会期望，因为正如我们所强调，过错责任减少了社会成本高昂的制裁之适用。
尽管实际公共执法在许多方面与最优执法理论一致，但实际执法也似乎在多方面偏离于理论上可取之情形。我们注意到两种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差异。第一，通过减少执法努力并同时提高罚款，可不牺牲威慑力而节省大量执法成本。这在许多执法情景下具有可能性，因为罚款相对于违法者资产而言目前还相当低。例如，对大多数违法停车的罚款低于$50，对所得税缴纳不足象征性处罚大约为未纳金额的20%，公司违反卫生和安全规章的罚款相对于公司资产通常极其微小。因此在这些执法领域中，可以说，罚款可轻易加倍且执法成本可大幅下降，而同时保持目前的威慑水平。
不仅以更低成本便可达到目前的威慑水平，而且这些水平看上去时常太低了。我们刚才提及的罚款的限制使用、以及其适用的低概率，可谓合理预设。例如，税收审计的概率平均仅为1.7%；若同时对缴纳不足处罚轻微，则人们便可预测大量逃税的出现。 证据也表明，酒后驾车的预期罚款约为此种行为所造成损害的1/4， 而对公司全部经济制裁平均只相当于损害的33% 。鉴于加重制裁存在广阔的机会，以及加强执法努力可能符合社会期望，故社会或许应在许多执法领域提高威慑水平。
19.未来的研究
尽管有关公共执法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我们感到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发展的研究线索，最后我们在此对其中一些予以评论。
(a)本文未考察执法机构的行为及薪酬(compensation)，但这一课题相当重要并基于两项原因而应研究。第一，执法机构发现违法的动机受其支付结构的影响(特别是，他们是否因发现更多违法而获奖赏)。第二，执法机构可能腐败：他们可能收受贿赂，或以不报告违法为交换而要求支付。腐败倾向于削弱威慑力，并因此其存在明显将影响最优执法理论。
(b)我们也未探讨在疏导个人行为方面作为执法一般替代物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我们意指一套行为规则(例如，人们不应乱扔垃圾或不应种族歧视)，若违反可能产生以下后果：违反者可能经受内部制裁(内疚、自责)；其他人可能对违反者实施外部的、法律外社会制裁(流言，排斥)；以及其他人可能因惩罚违反者而体验效用或负效用。关于社会规范已出现一些文献，看来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社会规范对行为具有的影响，因为它们作为正式法律替代和补充的角色，还因为法律本身影响社会规范的可能性。
(c)以上并未考虑私人预防犯罪的行动(如上锁、持有武器、雇佣私人警察)，但显然这非常重要，需与公共执法理论整合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减少犯罪的努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作为公共部门努力的替代物；而且，有时私人努力比公共部门的努力更有效(居民可能更清楚在哪儿上锁)，但有时效率更低(公共机关更清楚如何召集警察)。有必要考察为减少犯罪私人与公共努力的良性协调。
(d)为更好测算制裁的威慑效应，迫切需要对执法进行经验研究，特别是把制裁量度的影响与其适用的概率区分开来。此外，当制裁为监禁时，威慑效应需与剥夺能力的效应区分。研究为减少犯罪而作为执法替代的公共政策，如职业培训项目及相关社会投资，也有一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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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境下，执法可谓综合性的，多种不同类型的违法可能在执法机构的一次行动中被发现。例如，守候在路边的警官可能注意到驾驶员扔垃圾、以及闯红灯或超速驾驶；或者一位核税官在审查纳税申报单时可能发现各种违法行为。为研究此类情形，假设单一的发现概率适用于所有危害行为，不论损害数量。 (相对的假设为执法是特定的，意为每类危害行为单独择定概率。)
我们想论证的要点是，在执法为综合性的框架下，最优制裁随危害的严重性递增且仅对危害相对较高的行为实施最严厉制裁。为领会这点，假定适用严格责任、制裁为罚款、且加害人风险中立。给定损害h，设f(h)为罚款。那么，当综合性发现概率为p，则最优罚款公式为：
f*(h) = h/p (12)
假如h/p不超过最高罚款http://www.law-thinker.com/uploadfile/2005621163318927.GIF
对f*(h)小于最高额的轻微危害行为，降低p并提高罚款直至最高额是否可取的问题依然存在。回答是，如对危害相对轻微的行为降低p(并对其增加罚款)，则对罚款已至最高额的严重危害行为而言，p(综合性)也会降低，这导致对这些行为的威慑力更弱。对严重危害行为威慑力的下降，相比通过降低p而节约的执法成本来说，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损失。换种方式表达，为避免对高度损害行为(对此罚款为最高额)的威慑严重不足，p须保持足够高。但既然p同样适用于危害更小的行为，则为适度威慑对其罚款无需最高。
如制裁为监禁且适用过错责任时，若执法为综合性则制裁应随损害的严重性递增直至最大化，这一结论成立。基本理由如上所述。
10.边际威慑
在许多情景下，个人可能考虑实施数种危害行为之一种，比如，是少量抑或大量向河流排放污染物，是只绑架某人还是杀害他。在此类情形下，制裁的威慑除通常威慑个人不实施危害行为外还发挥重要作用：对未被威慑的个人而言，预期制裁影响个人选择实施何种危害行为。特别是，如预期制裁随损害递增，则这些人有理由实施危害更小的行为而非危害更大的行为。对危害更大的行为之威慑，因其预期制裁超过对危害更小的行为之制裁，故有时指边际威慑。
其他条件相同，执法政策创设边际威慑符合社会期望，因此那些未被威慑不实施危害行为的个人有理由减少其造成的损害数量。这表明制裁应随损害数量递增，并因此大多数制裁应低于最大化。然而，鼓励边际威慑可能与一般地实现威慑相冲突；为实现边际威慑而大幅提升制裁的安排，但对危害更小行为的制裁却可能如此之低以至个人并不惮于实施这些危害行为。
关于边际威慑应附加两点说明。第一，通过提高发现概率和制裁程度可增强边际威慑。例如，若相对未撕票者国家投入更多的警备力量去逮捕撕票的绑架者，则绑架者可能受更强的威慑而不撕票。(注意尽管在执法为综合性的情况下，发现概率不能独立随导致不同损害程度的行为而变动)。第二，如对任何程度之危害预期制裁皆等于损害，则边际威慑力便自然得以实现；鉴于人们对所造成的损害负责，这样如其造成更大损害便须相应付更多代价。例如，若污染者向河流排放五加仑废物而非一加仑，若每加仑导致$100的损害，其预期罚款将从$100上升至$500，那么他污染的边际动机将会被纠正。
11.委托—代理关系
尽管我们假定加害人为单一行动者，但事实上加害人往往是委托人及其代理人。例如，委托人可能是工厂而代理人系其雇员；或委托人是承包商而代理人为分包人。
当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导致损害时，我们的许多结论就会转移至对委托人的制裁上。例如，给定发现概率p，对风险中立的委托人而言面对h/p的罚款为最优。那么预期罚款相当于造成的损害，因此委托人相对于代理人所处位置实际上如同社会相对于单一的潜在违法者那样。结果，委托人在控制代理人时行为将符合社会期望，特别是与其签约，以赋予代理人社会性的适当激励以减少损害之方式监督代理人。
当存在委托人和代理人时有关执法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他们间分配经济制裁。首先注意，正如基于自然的假定，当委托人和代理人可能通过其合同重新分配制裁时，则此种特殊的制裁分配可能无关紧要。例如，若代理人发现其面临一大笔罚款，而他比委托人更厌恶风险，委托人可能承担罚款；反过来，若罚款施加于委托人，他可能承担风险而不对代理人进行内部处罚。这样，代理人承担的合同后制裁可能不受执法当局最初选择的特定制裁分配之影响。
但是，如某种分配允许他们减轻总负担，则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经济制裁的分配就有关系了。一个重要例子是，当罚款仅施加于代理人而因其资产少于罚款故无法支付。 那么，他会和委托人(通常有更雄厚的资产)勾结起来逃避部分罚款，从而削弱了威慑力。因此罚款(或至少代理人不能承担的那部分罚款)应施加于委托人而非代理人。
紧密相关的一点是，当代理人资产少于最优罚款，即便委托人资产足以支付罚款，对代理人实施监禁制裁仍适当可取。代理人资产有限性的事实意味着，委托人没有能力通过使用合同确定的处罚(仅为经济制裁)来充分控制他。比如，公司尽管威胁减薪或解雇，但仍不可能诱导其雇员永远不操纵投标。在此情景下，使用个人刑事责任和判刑监禁之威胁以更好地控制代理人的不当行为便具有社会价值。
12.和解
我们迄今为止假定，当应判定有责任的加害人被发现时，他将以一种自动的方式受制裁。但实际上，加害人在审判中必定会被判定有责任，而此前他以和解替代审判则极为普通。(在刑事框架中，和解通常采取辩诉交易的形式，即加害人作有罪答辩以求减轻指控之协议。)假设和解盛行，则探讨其怎样影响威慑和最优公共执法制度、以及它是否符合社会期望便非常重要。
当事人为什么宁愿以庭外和解替代审判存在有两项一般原因。第一，审判在时间和/或金钱方面对当事人成本高昂。第二，和解降低了审判结果固有的风险，对厌恶此种风险的当事人构成收益。 和解对当事人的这些优势表明和解具有社会价值，但和解对威慑的效应却是一个正变复杂的因素。
具体而言，和解削弱了威慑：因为如加害人期望和解，这必定是由于对其而言制裁的预期负效用降低了。但是，由于和解反映了审判中拟施加的制裁，故国家可通过提高制裁水平来抵消和解相关的威慑力削弱。倘若如此，和解便无须危及总体的威慑水平。
和解可能还有其他社会不期望之后果。第一，和解可能导致与危害行为不相应的制裁，并与合符法院裁决的制裁不一致。例如，假如受害人对其遭受的损害拥有私人信息，则轻微损害的受害人可能获得超出其损害之和解，而审判结果可更接近实际损害。这样，通过和解实现的支付分配就不能很好诱导加害人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造成平均损害以下的加害人被威慑过度)。第二，和解通过形成先例，一个偶然相关因素，而阻碍了法律的引申和发展。第三，和解有时也促使被告人对其行为方面保密，这可能降低威慑。第四，如被告对监禁风险厌恶，则刑期的和解可能导致监狱公共开支的增加。
13.自首(Self-reporting)
我们上文假定，个人仅当其被执法机构发现时才会受制裁，但事实上当事人有时会向执法机构坦白自己的违法行为。比如，工厂时常会报告自己对环境和安全规章的违反；个人常常会通知警察他们卷入交通事故，甚至罪犯偶尔也会自首。
我们在此解释为什么象这样鼓励自首的执法结构通常符合社会期望。通过降低对坦白自己违法的个人之制裁，自首可能被诱导。此外，自首行为的回报可确定得足够低，以至威慑的降低甚至可忽略。
更详细表述，简单地假定个人风险中立，并假设若个人实施违法而不自首，其预期罚款为pf。如个人自首则设定罚款稍低于pf。具体来说，假设
f' =违法者自首时的罚款
以及设
f' = pf－http://www.law-thinker.com/uploadfile/2005621163843908.GIF
(13)这里 >0但为任意小。因此由于f'小于pf故违法者想自首，但制裁的威慑效应却如同其未自首时(几乎)一样。例如，假定若个人不自首罚款为$1,000且发现概率为10%，故预期罚款为$100。若对自首的罚款稍低于$100，个人就会自首但威慑力基本上没有降低。
假定自首可被诱导但基本上无损于威慑力，为什么自首对社会有利呢？有几项原因。第一，自首降低了执法成本，因为当自首发生时，执法当局无须辨别和证明谁是违法者。如污染的工厂报告事实，则环境管理机关就无需大费周折去发现污染并确定污染源。 第二，自首降低了风险，并因此在加害人风险厌恶时构成其优势。驾驶员承担更小风险，因为他们知悉其是否造成交通事故，他们将被引导向警察自首并受更轻微的确定制裁，而无需面临(对撞后逃逸者)以一定概率施加的更严厉制裁。第三，自首可减轻损害。有害泄漏的早期确定有利于泄漏物的封锁和清理。
14.累犯
实际上，法律对累犯(repeat offenders)的制裁往往严于初犯。例如，根据美国科刑委员会(U.S. Sentencing Commission)对联邦犯罪的量刑指南，被告有前科者提高刑期和刑事罚款。民事的经济制裁有时也取决于被告是否有先前不法记录。我们在此解释为什么这种政策可能符合社会期望。
首先注意，若威慑总是诱导最优行为则对累犯加重制裁对社会并无裨益。如对污染并导致$1,000损害的制裁为$1,000，则污染并被罚$1,000的任何人必是从污染行为中获利超过$1,000者(比方说不安装污染控制设施的节余)。社会福利因此作为污染行为之结果而更高。如果这些人过去造成污染并受过制裁，那仅仅意味着他过去的污染行为是社会不允许的。而现因其有受罚前科而加重制裁会对其威慑过度。
相应而言，仅当威慑不足时为提高威慑力对有违法记录者调节制裁才可能适当。但威慑常常不足，因为正如我们在第4节中强调，为降低执法开支通常值得国家容忍一定的威慑不足。
假定存在威慑不足，依违法记录实施制裁基于二项原因而有益处。第一，违法记录的使用可创造不违法的额外激励：若违法被发现不仅意味着即刻的制裁，而且未来违法将受更严厉制裁，故个人现今将更多地被威慑而不实施违法。 第二，依违法记录实施制裁可使社会利用个人危险性及需威慑其之信息：有违法记录者比普通人更可能在未来违法，这就可能使面 对威慑目标而对其加重处罚适当可取。
依违法记录实施制裁还有剥夺个人行动能力的原因。累犯在未来可能有更高的实施违法之倾向，并因此更可能值得通过监禁而剥夺其行动能力。
15.制裁概率与量度的不完全信息
尽管我们作一简单假定，加害人知道制裁的概率与量度，但显而易见个人对这些变量常常只有不完美信息。他们对制裁的概率和量度通常只拥有估计的、或更可能为主观的概率分配。他们因几项原因而可能不知制裁真实的概率：因为执法当局限制公布有关概率的信息(也许希望个人相信概率比实际更高)；因为概率取决于个人不能完全理解的诸因素(如税务审计的概率受大量因素影响)；并且还因为概率对个人而言似乎难以评估。 同样，个人对制裁真实的量度也可能只有不完全信息，特别是在制裁并非法定而某种程度上系自由裁量之情形下。
加害人的不完全信息所产生的影响直接明了。第一，预测个人将怎样行为，与之相关的，当然，并不是制裁实际概率和量度，而是被认知的这些变量分配程度。
第二，要确定制裁的最优概率与量度，须考虑实际价值与被认知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假定人们至少需一年后才能完全理解执法概率的变化。那么如增加执法资源以使概率提高，比方说到15%而非10%，在一段时期内威慑力并不可能有太大增强，这样的投资就不太值得了。 或例如，假设对某些行为如抢劫的制裁可变(比方说从1个月刑期至10年)，个人认知相当粗略，并不基于真实的平均数而只依靠可能的范围。那么增加平均刑期可能对威慑几乎毫无影响，而提高概率则相反。个人对制裁概率及其量度系统化的过程，因此对确定威慑如何运作并朝向最优政策至关重要。
16.剥夺能力
我们对公共执法的讨论假定，制裁的威胁通过抑制个人实施危害行为即通过威慑而减少损害。但是，对社会来说减小损害的一种不同方式是实施促使当事人脱离所能造成损害的位置之制裁，也就是剥夺能力。监禁是最主要的剥夺能力制裁，虽然还有些其他例子：个人可能被吊销驾驶执照，令其不能驾驶造成损害；商人可能失去在特定领域经营之权利，等等。我们在此以监禁核心，但我们所述一般性适用于剥夺能力的制裁。
为更好理解当制裁为剥夺能力时的公共执法，假定制裁的唯一功能是剥夺能力；也就是说，简单地假定制裁不具威慑力。(比如，给定制裁概率和量度的相关范围，若个人从危害行为获益超过预期制裁则威慑没有发生。)我们假设社会目标同以前一样，是从更小损害、更低执法和制裁成本包括监禁成本之行为中获取最大化收益。
对已被捕个人实施的最优制裁取决于不关押所产生的预期损害、净收益与监禁的私人和社会成本之比较。若预期净损害超过监禁成本，则应将其监禁且只要条件持续应一直监禁。这样，作为预期净损害函数的最优制裁为零，直至预期净损害等于监禁成本的转折点，然后不连续上升至该人预期净损害超过监禁成本的期间。个人净损害相对较高时才适用监禁以剥夺其能力。
关于剥夺能力的原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有证据表明，个人造成的预期损害随年龄而下降。 因此，从剥夺能力的立场来看，释放年老囚犯通常适当可取。第二，从逻辑上说，剥夺能力的原理可能暗示着，一个人即便未实施犯罪亦应监禁入狱，若其对社会的危险值得剥夺其能力。例如，若存在某种精确方式可预测一个人独立于其实际行为的危险性，这便为真实。但实际上，一个人实施过危害行为的事实可谓预测其未来行动的最好根据，此时剥夺能力的原理就意味着仅当个人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时才应判刑。
发现的最优概率取决于简单直接的权衡。概率越高，被剥夺能力的人数就越多，导致社会收益等于个人预期净损害与剥夺其能力成本之间的差额。但概率越高，执法成本也越高。在某一点上，当边际社会收益恰好等于提高概率的边际成本时，停止提高概率便为最优。
最后，我们简单评述当剥夺能力作为目标与威慑作为目标时最优执法性质之间的关系。第一，当剥夺能力作为目标时，制裁的最优量度与逮捕概率无关。相反，当威慑作为目标时，最优制裁取决于概率，通常制裁越严厉概率就越低。第二，当剥夺能力作为目标时，制裁的概率和量度与威慑能力无关。因此，例如，若这种能力有限(比如对被激怒者)，根据威慑理论低预期制裁为最优，但高预期制裁仍值得用以剥夺能力。
17.结论
在本节中我们将总结本文之要点：
(a)当危害行为发现概率确定时，最优罚款为危害除以发现概率，因为这导致预期罚款等于损害。但是，因收取罚款而产生的公共成本应加至罚款的基准水平上，对风险厌恶的加害人应降低罚款标准。
(b)当危害行为发现概率变动时，严厉制裁为最优，因为这允许适用相对较低的概率，并因此节省了执法成本。的确，如个人对财产风险中立，因此最优罚款为最高额，而如个人对监禁风险中立或风险厌恶，则最优刑期也为最长期限。更现实一点，当个人对财产风险厌恶或对监禁风险偏好时(也因其他原因 )最优制裁并非最大化，尽管为降低执法成本适用相对较严厉制裁的动机依然存在。
(c)最优执法倾向于相比最优行为一定程度的威慑不足为特征，因为允许一定程度的威慑不足节省了执法资源。更精确地说，通过从导向最优行为的水平降低发现概率将诱导出最优行为，国家减少了执法成本，并且尽管更多人会实施危害行为，但由于其收益大致相当于损害，故这些个人并不会导致社会福利大幅下降。
(d)在诉诸更高成本的监禁制裁前应尽可能使用罚款。
(e)过错责任对严格责任的一个优势是，实施的高成本制裁如监禁、以及个人风险厌恶时的罚款较少适用：依过错责任，加害人通常被诱导遵守过错标准，并因此一般不受制裁。但依严格责任，加害人只要被抓获便会被制裁。
(f)严格责任优于过错责任的一点是前者更容易适用。另一优势是加害人行为度的决定一般更合理些。依严格责任，由于加害人须为其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故其行为度倾向于最优化。但在严格责任下，由于他们时常并不为其造成的损害负责(因其被引导无过错行动)，故其行为度倾向于过度。
18.理论对实际
回顾了公共执法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接着简单评述最优执法与实际执法(enforcement in practice)的关系。
首先注意，实际公共执法的重要特征至少从广义而言与理论上可取的情形相符。显而易见且值得关注的是，公共执法常常以低发现概率为特点。这对许多刑事行为是事实，并且在其他公共执法领域通常亦然，诸如交通管制和征税。 发现概率低无疑反映了我们讨论的中心要素即提高概率之成本。
与低发现概率相应的是较严厉的制裁，它常常超过损害。例如，似乎对盗窃判刑典型地超过了该行为造成的损害，对双泊车(double parking)的处罚往往超出了所导致的堵塞成本，而对偷税的制裁也倾向于超过因此而产生的社会损失。当执法概率过于偏低时，正如这些例证，为保持适度威慑便需远远超出损害的制裁。
另外，制裁的量度随损害的严重性而递增。刑法中便如此，例如，对盗窃的惩罚轻于对强奸或谋杀。在安全和卫生规章中，制裁通常随实际或预期损害水平递增，而在其他执法领域也类似。由于诸多原因，包括综合性执法和边际威慑，制裁与损害的基本关系意义重大。
最优执法理论似乎也有助于解释社会为何对纳入刑事的危害行为类型使用监禁制裁，特别是盗窃、抢劫、强奸、谋杀等等。 因为通常这些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小，往往对实施此类行为者产生较大收益，还导致大量损害，故理想的惩罚量度为严厉。如惩罚措施仅为经济性，则处罚常常会超出实施危害行为个人的资产。犯罪人倾向于拥有较低资产这一观察大大加强了该论点。 因此，为保持对纳入刑事的行为可容忍之威慑水平，通常需适用监禁制裁。监禁制裁鉴于其剥夺能力之功能因而也颇具意义：犯罪造成重大损害且难以威慑(正因我们刚才强调的原因，加上其他原因)，所以剥夺实施这些行为的个人之能力通常适当可取。
也要注意，实施监禁制裁的归责标准系基于过错，也就是说监禁以评价不法行为的性质为前提，而不仅仅只因造成损害。这符合社会期望，因为正如我们所强调，过错责任减少了社会成本高昂的制裁之适用。
尽管实际公共执法在许多方面与最优执法理论一致，但实际执法也似乎在多方面偏离于理论上可取之情形。我们注意到两种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差异。第一，通过减少执法努力并同时提高罚款，可不牺牲威慑力而节省大量执法成本。这在许多执法情景下具有可能性，因为罚款相对于违法者资产而言目前还相当低。例如，对大多数违法停车的罚款低于$50，对所得税缴纳不足象征性处罚大约为未纳金额的20%，公司违反卫生和安全规章的罚款相对于公司资产通常极其微小。因此在这些执法领域中，可以说，罚款可轻易加倍且执法成本可大幅下降，而同时保持目前的威慑水平。
不仅以更低成本便可达到目前的威慑水平，而且这些水平看上去时常太低了。我们刚才提及的罚款的限制使用、以及其适用的低概率，可谓合理预设。例如，税收审计的概率平均仅为1.7%；若同时对缴纳不足处罚轻微，则人们便可预测大量逃税的出现。 证据也表明，酒后驾车的预期罚款约为此种行为所造成损害的1/4， 而对公司全部经济制裁平均只相当于损害的33% 。鉴于加重制裁存在广阔的机会，以及加强执法努力可能符合社会期望，故社会或许应在许多执法领域提高威慑水平。
19.未来的研究
尽管有关公共执法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我们感到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发展的研究线索，最后我们在此对其中一些予以评论。
(a)本文未考察执法机构的行为及薪酬(compensation)，但这一课题相当重要并基于两项原因而应研究。第一，执法机构发现违法的动机受其支付结构的影响(特别是，他们是否因发现更多违法而获奖赏)。第二，执法机构可能腐败：他们可能收受贿赂，或以不报告违法为交换而要求支付。腐败倾向于削弱威慑力，并因此其存在明显将影响最优执法理论。
(b)我们也未探讨在疏导个人行为方面作为执法一般替代物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我们意指一套行为规则(例如，人们不应乱扔垃圾或不应种族歧视)，若违反可能产生以下后果：违反者可能经受内部制裁(内疚、自责)；其他人可能对违反者实施外部的、法律外社会制裁(流言，排斥)；以及其他人可能因惩罚违反者而体验效用或负效用。关于社会规范已出现一些文献，看来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社会规范对行为具有的影响，因为它们作为正式法律替代和补充的角色，还因为法律本身影响社会规范的可能性。
(c)以上并未考虑私人预防犯罪的行动(如上锁、持有武器、雇佣私人警察)，但显然这非常重要，需与公共执法理论整合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减少犯罪的努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作为公共部门努力的替代物；而且，有时私人努力比公共部门的努力更有效(居民可能更清楚在哪儿上锁)，但有时效率更低(公共机关更清楚如何召集警察)。有必要考察为减少犯罪私人与公共努力的良性协调。
(d)为更好测算制裁的威慑效应，迫切需要对执法进行经验研究，特别是把制裁量度的影响与其适用的概率区分开来。此外，当制裁为监禁时，威慑效应需与剥夺能力的效应区分。研究为减少犯罪而作为执法替代的公共政策，如职业培训项目及相关社会投资，也有一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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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格式问题，本文模型、公式、图表可能存在一些错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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