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5/mw690/655f30e9xd117de01fbce&690在北京东城区中国中医科学院内有一栋不起眼的小楼，这里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也是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所在地。30多年来，该“中心”以普及传授针灸、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为宗旨，为世界上106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医务工作者提供了针灸、中医等方面的培训。现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本国和本地针灸领域的带头人，有的还组织创立了针灸学术团体或研究机构，创办了针灸学术刊物。这里是世界各国学习中国针灸的基地，这里是新中国针灸传向世界的摇篮。

（注：题图为2009年外国医生在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学针灸）

　195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朱琏的《新针灸学》问世，1954年毛泽东主席对朱琏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这句话真的应验了。1956年，前苏联、亚洲、东欧等国家陆续派一些医师来针灸研究所学习针灸，针灸研究所也多次派出医生出国讲学和进行针灸医疗。如曾任针灸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的田从豁教授，自上世纪50代起，即以针灸专家身份前往罗马尼亚、波兰、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传播针灸。50年代的针灸传播，除针灸研究所带班培训外，包括朱琏的《新针灸学》在内的许多俄文、朝文及越南文的有关中国针灸专著的出版，共同组成了一条清晰的针灸之路和友谊之路。在所谓的“世界针灸热”之前，在这条路上就撒下了一批有活力的针灸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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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外国医生在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学针灸）

  1956年中苏鉴定科学技术协定后不久，原苏联政府派出了德柯斯琴卡娅等3位医生来华学习针灸，而承担培训任务的正是针灸研究所。这些苏联医生学习了针灸的历史、原理、基本操作技术，以及35种病的治疗法。这些学员学成回国后开展了针灸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二年后，针灸研究所又接待了苏联医生特洛和药学院教授布雷尼娜，并与他们进行了建设性的交流。同年《新针灸学》翻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针灸所早期与苏联的交流和培训，对1960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等地的医师进修学院针灸的培训课程的开设，及本土针灸人才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针灸在不同文化土壤里生长，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良莠不齐。中国针灸50年代传到苏联后，受巴甫洛夫神经反射理论等影响，针灸疗法又改称发射疗法，渐渐偏离了传统中医的轨道。但也有一部分医师重视中国传统的针灸特点，如卡强医师，坚持传统中医的疗法及思路。卡强是中国科学院程莘农院士早期的学生，后来也成为俄罗斯有影响的针灸元老之一。

　另一位与针灸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针灸传播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是巴苏医生。巴苏是抗战期间柯迪华援华医疗队的五名成员之一，曾于1938年至1943年在延安工作。与中医科学院首任院长鲁之俊及朱琏所长都是好朋友。1957年巴苏应邀访问中国，期间再次看到了针灸，他原以为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针灸是一个补充，没想到解放后，针灸在中国仍然流行并发扬光大。1958年巴苏决定来华学习针灸，学成之后回国，在印度设立针灸门诊并传授针灸知识，积极推广针灸术，被认为是印度针灸的创始人。巴苏于1959年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了“我对中国针灸的感受”，表达了对中国针灸学的一往情深。他的儿子，针灸所的一些老人称“小巴苏”，也先后数次来针灸研究所交流和学习，形成了子承父业的可喜范例。

  在针灸的国际传播道路上，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斯里兰卡的安通·伽雅苏日亚。伽雅苏日亚1954年毕业于科伦坡医学院。毕业后他在为一些贫困的地区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对传统医学产生了兴趣。1974年，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助，斯里兰卡政府选派了他和另外5名医生到针灸所学习针灸， 1975年1月学成回国后，安通·伽雅苏日亚立即被斯里兰卡卫生部任命负责一项为期6个月的针灸和其它替代医疗方法培训班。到该年的6月份，第一期培训班结业。当时，斯里兰卡的卫生和教育部长都参加了毕业典礼，并且建议成立替代医学研究所，任命伽雅苏日亚为主席，这也反映出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对中医针灸的重视程度和中医在斯里兰卡的地位。之后，在安通·伽雅苏日亚的影响下，一些与针灸相关的跨地区性培训及大会等陆续在斯里兰卡举行，在针灸所国际培训中心学习的学员就有曾在斯里兰卡学习过的人。虽然伽雅苏日亚早期是中国针灸的传播者，由于他后来主张针灸去中国化，因此，他与中国的关系逐渐疏远。但就他来中国学习针灸的这段历史，改变不了中国针灸在斯里兰卡的地位。

  如果说以上的回忆仅仅是代表性的举例的话，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在针灸所的建立和举办，拉开了有组织、成规模开展针灸国际传播的序幕。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针灸受到美国人的关注。在1974年，卫生部、外交部、外经部联合写给中央关于举办“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的请示中说：“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要求来我国学习针灸，一些国际组织也多次表达希望我尽早举办针灸学习班的愿望。为满足他们的要求，扩大我影响，拟于明年二季度在京、沪、宁开四期针灸学习班”。

  1975年4月第一期“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在针灸研究所举办，有34人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针灸学习。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开办对外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期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的开办，是通过多种援助途径，使用了我国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捐款，准备了一年的时间，凝聚了中医研究院、针灸所的多方努力才开办成功的。受那个年代政治因素的影响，第一期接受的学员都是来自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生。

　从1975年到1983年，北京、上海、南京三地的“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为99个国家和地区的671名外国医生进行了培训，其中针灸研究所的培训学员331人（占据49%）。

   “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后来一直被简称为“国际班”，这个名称曾经是一个自傲的名称，他不仅传播着针灸，而且成为改革开放前后对外交流的窗口，见证了许多历史的故事。

    1983年的针灸研究所，经历了一些对后来发展有影响的事件。1月10号，国务院任命，中央组织部批复，针灸所王雪苔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 7月23日，马里卫生部长参观访问针灸所；8月19日，针灸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成为WHO传统医学的合作中心。在其后来的近30年WHO连续7次的合作关系再确认中，“完善针灸培训方法，为外国学员提供培训机会”始终作为合作职能之一。也正是这一年，10月13日，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成立。同年制定了《中国针灸学》的编译出版工作。

   2012年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建所60周年，回顾针灸所60年的发展，针灸研究所设立的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对新中国的国际针灸传播和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扩大针灸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普及奠定了组织基础。也使得她在国际针灸领域享有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成立30多年来，该“中心”一直以普及传授针灸、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为宗旨，为世界上106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医务工作者提供了针灸、中医等方面的培训。现在，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本国和本地针灸领域的带头人，有的还组织创立了针灸学术团体或研究机构，创办了针灸学术刊物等。

   就像国医大师程莘农院士为从这里结业的学员题赠的“针灸传扬”牌匾一样，如今，“国际班”的学员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为针灸在世界上的普及和提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历史或许要淡出人们的视野。但那些曾经帮助和接受帮助的人将永身难忘；那些中医针灸传播的记忆和友谊历久弥新！新的时代，那些曾经播种的中医针灸种籽，已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在世界各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