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诗僧与僧诗之三、灵一、护国、清江、法振和灵澈
(2010-02-26 23: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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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澈法振灵一诗僧刘禹锡清江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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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曾经指出,唐代诗僧“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澈公承之”。看来,以上诸僧在唐代僧诗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灵一
灵一,俗姓吴,广陵人。九岁“叩维扬法慎法师”出家,十三岁断发,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十六日于杭州龙兴寺示寂,春秋三十六39。《全唐诗》卷八百九收灵一诗一卷,共四十二首、残句一;《全唐诗补编》无灵一诗40。这说明迄今为止,人们未发现灵一的诗作尚有遗漏。根据《宋高僧传》灵一本传和独孤及的《塔铭》记载,灵一虽然“每禅诵之隙,辄赋诗歌事,思入无间,兴含飞动,潘、阮之遗韵,江、谢之阙文,公能缀之”41,但其义学成就亦颇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灵一最初出家师从扬州龙兴寺法慎法师。法慎以律学著名,《宋高僧传》卷十五《唐常州兴宁寺义宣传》说:“初,扬州法慎传于旧章,淮甸之间,推为硕匠。”可见法慎义学之高。而灵一,在法慎门下又堪称高足。《义宣传》又云:“天宝初,(义)宣敛衽抠衣……与会稽昙一、闽川怀一、庆云灵一同门为朋也。晋陵既有三宣(慧宣、德宣、义宣),慎门复出三一焉,江表资为美谈。”《宋高僧传》卷六《唐吴兴法海传》亦载:“天宝中,预扬州慎法师讲肆,同昙一、灵一等推为颜、冉焉。”法慎虽为律师,却说:“天台止观,包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色空双亡,定慧双照,不可得而称也。”42灵一义学亦复如是。独孤及《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并序》称他“自出家至于涅,六根不染欲界之尘;自知道至于返真,双履不践居士之门。公之严持也。”但却又“与禅宗之达者释隐空、虔印、静虚相与讨十二部第一义谛之旨……自是师资两忘,空色皆遣。暴风偃山,而正智不动;巨浪沃日,而浮囊自安。于是着《法性论》以究意实谛,公之悬解也。”可见其义学亦是同于乃师,定慧并重的。《法性论》今不存,无得而论其详。但南北朝以来释界讨论法性,着《法性论》者颇多;唐代天台守讲“性具善恶”,禅宗讲“本性清净”,从灵一所师所习来看,其论亦应为相关内容。这种融合律学、天台以及禅宗之学的“法性论”,在当时有其创新之处。
其次,灵一作为唐代“诗僧”之首倡,其学必然会反映到其诗作中。尽管中外学者多认为灵一的诗“基本不带有释子的色彩”,反而“有很浓厚的世俗情调”。43但是,如果你细细地品味灵一的诗作,其中释子独有的禅味、禅趣、禅理其实比比皆是,在浓厚的世俗情调中实透着深厚的佛教义理。时人李嘉佑《同皇甫冉赴官留别灵一上人》诗云:“法许庐山远,诗传休上人……对物虽留兴,观空已悟身。”44这应看作是对灵一诗作的真实概括。在灵一现存诗作中,“中宵自入定,非是欲降龙。”(《宿天柱观》)“子将空色净,素与众流分。”(《宜丰新泉》)“禅门有通隐,喧寂共忘机。”(《自大林与韩明府归郭中精舍》)“若言聚散定由我,未是回时那得回”(《将出宜丰寺留题山房》)诸诗,“显示出他作为佛徒的独特意识与趣味”。45其它作品如《安公》、《林公》、《远公》等咏前辈高僧,《送冽寺主之京迎禅和尚》云:“禅门居此地,瞻望在虚空。水国月未上,苍生如梦中”实都显示出佛禅思想的特征。所谓“禅门居此地,瞻望在虚空”,即点明了禅门生活的目的,在于观空、了空。所谓“水国月未上,苍生如梦中”,又喻指未得佛禅的明月之光,众生犹如生活在梦中。唐僧均正《四论玄义》尝述梁武帝之说:“彼(指梁武帝——引者)明生死以还,唯是大梦,故见有森罗万象。若得佛时,譬如大觉,则不复见有一切诸法 。”46灵一诗句应是此意。灵一《赠别皇甫冉》云:
幽人从远岳,过客爱春山。高驾能相送,孤游且未还。紫苔封石井,绿竹掩紫关。若到云外峰,齐心去住间。
初看上去,这首诗言幽人、过客、远岳、春山、紫台、绿竹,是一首较纯粹的写景赠别之作。但如果你坚持读到最后,就不难发现作者作为一名诗僧所特有的禅心——他希望皇甫冉能如“经行”一样,走到“云峰外”去,进入到禅宗的更高境界:“齐心去住间。”这实际也是禅观中的“通隐”,即将“去”与“住”等量齐观。即使如《送人得荡子归倡妇》《栖霞山夜坐》这模拟较典型地表现了其“世俗倾向”的诗作,亦反映出了诗人某种佛教观念和禅境:
垂涕凭回信,为语柳园人。情知难独守,又是一阳春。
——《送人得荡子归倡妇》
山头戒坛路,幽映云岩侧。四面青石床,一峰苔藓色。松风静复起,月影开还黑。何独乘夜来,殊非昼所得。
——《栖霞山夜坐》
《送人得荡子归倡妇》是一首“赋得”体诗,题中“得”字即表明此点。诗中作者以拟游子答歌妓的口吻作为送行之语。论者以为此诗恰好表明了灵一“对人间情爱的理解”,表现了其未至寂灭的一片心地,“为大历诗僧的世俗化倾向开了无声”47。但在我看来,这正反映了诗人佛教诗僧的宗教特点。因为南朝以来,佛教僧侣由于受到佛经中色相描写的影响,歌咏男女爱情已蔚然成风,如释惠休的《怨歌行》、释宝月的《估客乐》、《行路难》、释法云的《三洲歌》,以及虽主要生活于陈、隋,但仍被编入《全唐诗》的释惠?的《独咏杵捣衣歌》等,都是这类作品。故钟嵘《诗品》卷下称惠休、道猷、宝月诸人诗为“淫靡”;而清人毛先舒《诗坻辩》卷二有“六朝释子多赋艳词”之叹48。关于此点,我已有另文探讨,此不赘述。这说明,灵一以艳词的形式作送别之诗,并非其世俗化的表现,而正是其宗教性的反映。李嘉佑诗称灵一“法许庐山远,诗传休上人”,其根据或正在此。而考察此时其它佛教诗僧的作品,又可以发现,灵一的这种借艳词写赠别的诗作,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诗僧灵一对色空观念的独特理解。
《栖霞山夜坐》一诗,首联写月下戒坛路,颔联、颈联写诗人夜坐时的景色。尾联写诗人心中的疑问:为何夜间来到这里,看到的一切与白天完全不同,完全是另一种美?这是一种逻辑的思考,也是一种审美的思索,更是一种自觉的禅观。它似问实似答。因禅宗讲究“平常心是道”,“担水搬柴,无非妙道”。灵一的此诗亦蕴含抑或表现了这一禅理。河内昭圆说:“黄昏时分欲令人凄迷的迷蒙的绿色、冷淡沉静的气氛,灵一寻求的是这样的美。深沉的夜山,空气澄静,只有无心的月色,灵一寻求的是这等于无的寂静。”49作为唐代“诗僧”群体的始祖,灵一的诗对此后僧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卷下说:“自齐梁以来,道人工文者多矣。罕有入其流者,一公乃能刻意精妙”。50所谓“刻意精妙”,既包括其对景物、意象的选取、提炼,也包括其对诗歌词句的锤炼。如《栖霞山夜坐》中“松风静复起,月影开还黑”一联,前者对景物之动静、明暗的精确描绘,后者对字词的细致推敲,实开中晚唐僧诗“清苦”特色和“苦吟”作风之先声。而其《送明素上人归楚觐省》和《送人得荡子归娼妇》等作,又应对寒山、拾得诗的世俗化倾向有所启示。
(二)护国和清江
护国,生平不详。储仲君在《唐才子传校笺》卷第二述护国事迹云:“江南诗僧。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刘禹锡集》卷第一九)云:‘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当与灵一同时而略后,张渭有《哭护国上人诗》(《唐诗纪事》卷二“张渭"条引)。张渭,登天宝二年(743)进士第,大历间仕至礼部侍郎,典大历七年(772)、八年、九年贡举,大历末即不见其行迹。护国之卒在渭前,或在大历中。《又玄集》卷下载护国《许州赵使君孩子蒣日》一诗。《唐诗纪事》卷七三录护国诗二首。《全唐诗》卷八一一收护国诗十二首。”《全唐诗补编》不见护国诗,说明护国今天可知的作品实只有此数。
关于护国的生平,目前唯一可据的是张渭的《哭护国上人诗》,诗云:“昔喜三身净,今悲万劫长。不应归北斗,多是向西方。舍利众生得,袈裟弟子将。鼠行残药碗,虫网旧绳床。别起千花塔,空留一草堂。支公何处去,神理竟茫茫。”但诗中也没有提供更多有用的东西,护国义学似无可述。这里我们只能就其十二首诗作些分析。
在护国现存的十二首诗中,《许州郑使君孩子》一诗亦作法振诗,因此可以肯定为护国的诗作实只有十一首。而这十一首诗除《归山作》、《临川道中》二诗外,其余均为应对酬答之作。但不论哪类作品,护国诗留给人的印象都是,他对义理思考不多,而对世间人事则颇为关心。其《归山作》云:
喧静各有路,偶随心所安。纵然在市朝,终不忘林峦。四皓将拂衣,二疏能持冠。窗前隐逸传,每日三时看。靳尚那可论,屈原亦可叹。至今黄泉下,名及表云端。松牖见初月,花间礼古坛。何处论心怀?世上空漫漫。
护国一方面“随心所安”,留恋林峦;另一方面又对青史留名不能忘怀。因此对身处“松牖”、“古坛”间,无人与论其胸怀颇感失落。他的《山中寄王员外》诗说希望王员外“望在轩阶近,恩沾雨露多”。而他自己的心里亦向往“移居傥得地,长愿接琼林”。《赠张附马斑竹柱杖》诗又说:“为有岁寒堪赠远,玉阶行处愿提携”。《别盛安》诗竟对自己及朋友的不得志感到愤怒:“欲除豺虎论三略,莫对云山咏《四愁》。亲故相逢且借问,古来无种是王侯。”护国接触的社会面远比灵一要广,读他的诗使人仿佛又读到了初盛唐人的作品。这或许是中唐时人们的社会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的反映。
清江,《宋高僧传》卷十五《唐襄州辨觉寺清江传》云:“释清江,会稽人也,不详氏族。幼悟泡身拘羁鞅,因入精舍,便恋空门。初从昙一讽诵经法。大历初,往灵隐山天竺寺求法,为守真门下弟子。”51又“还听习一公《相疏》并《南山律钞》”。“尝于一公少因不足,亦有舍和尚之讥,由是游方服勤”。后又悟“天下行半,少有如我本师者”。遂返回昙一门下忏悔哀求,得昙一谅解,“复为师资如初”。昙一示寂后,清江再游四方,并于大历八年遇南阳国忠禅师,得密传心要。后归越中。约于元和六年(811)卒。52
清江的佛教义学明显高出护国,他先后跟随律师昙一和“外精律仪,而第一义素所长也”的灵隐山天竺寺大和尚守真学习律学53,又曾随国忠法师得禅宗心要,并游方遍访名师,僧传称其为“精义入神”,“长者品量之曰:释门千里驹也”。54可惜清江似乎没有义学著述。故法照只说:“一国诗名远,多生律行高。”55即其诗著名,律行著名,但义学无闻。
《全唐诗》现存清江的诗二十首,残句一。其中《送别赞律师归嵩山》“一作无可诗”,《精舍遇雨》、《送波罗门》、《小雪》三首,“一作可止诗”,《送韦参军江陵》“一作戴叔伦诗”。《全唐诗补编》无清江诗。这样,今天能肯定为清江的诗作共15首。从内容上看,清江诗基本是自己生活的“实录”。即游方访道的闻见,对自身贫病的嗟叹,自身修行的愿望和未达到目标的自责。从诗的题材来看,则多为酬答之作。如《早发陕州途中赠严秘书》云:
此身虽不系,忧道亦劳生。万里江湖梦,千山雨雪行。人家依旧垒,关路闭层城。未尽交河虏,犹屯细柳兵。艰难嗟远客,栖托赖深情。贫病吾何(一作将)有,精修谢少卿。
诗的前四句写诗人自身的经历,在“忧道亦劳生”的感慨中显出作者早年的志愿及现在的无奈;后四句是写实,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面貌;最后四句是诗人对严维(严秘书)的感激以及自己的决心——以精修佛道来报答深情。
清江的诗在一定程度上显出唐代僧诗的“清苦”风格。愁苦、寂寞诸语在清江诗中已屡见不鲜。《早春书寄河南崔少府》云:“病身空益老,愁鬓不知春”。《春游司直城西鸬鹚溪别业》云:“家贫知素行,心苦见清溪”。“禅机空寂寞,雅趣赖相携”。《送坚上人归杭州天竺寺》云:“归卧南天竺,禅心更寂寞。”《送赞律师归嵩山》云:“清贫修道苦,孝友别家难。”《登楼望月寄凤翔李少尹》云:“轩车不重无名客,此地谁能访寂寥。”等等,都是其例。只有《七夕》一诗云:
七夕景迢迢,相逢只一宵。月为开帐烛,云作渡河桥。映水金冠动,当风玉佩摇。唯愁更漏促,离别在明朝。
这是一首纯粹的情诗,尽管当时已遭物议,但如果能了解南朝以来惠休上人所建立的僧诗传统,则实在不必对此大惊小怪。
(三)法振和灵澈
法振,一作法贞或法震,其生平材料很少,不可详论。《唐诗纪事》卷七十三录有法振诗七首,另有李益与振同赋《应门绿苔》及李益《送贾?秘校东归寄振上人》诗,可知法振应为大历诗人,与李益、贾?等交往较深。又,《全唐诗》卷二百五十载皇甫冉《寄振上人无碍寺所居》诗云:“恋亲时见在人群,多在东山就白云。独坐焚香诵经处,深山古寺雪纷纷。”无碍寺在郑州新郑县,可知法振曾驻锡新郑;而从皇甫冉“恋亲时见在人群”诗句来看,法振不大可能远游出家,他或即新郑人。
《全唐诗》卷八百十一收法振诗十六首,残句一,且无与他人重出者。《全唐诗补编》无法振诗。大概因法振是一位虽身属僧籍,但又俗情特重的僧侣,故他的诗所显示的最大特征,就是不见一点“僧诗”的面貌,而与俗世诗人的诗作无别。如《唐诗纪事》首选的《月夜泛舟》云:“西塞长云尽,南湖片月斜。漾舟人不见,卧入武陵花。”又如《送友人至上都》云:“玉帛征贤楚客稀,猿啼查尖武陵归。湖南望入桃花云,一片春帆带雨飞。”其诗风格极为明快,不仅没有当时僧人愁苦、寂寞的影子,就连一般俗世诗人感时伤怀的调子也没有,真是生活于未受到社会影响的“乐土”。李益在《送贾?秘校东归寄振上人》诗结尾说:“为向东州故人道,江淹已拟惠休诗”,将他比作江淹,将他的诗比作以靡丽著称的汤惠休之诗,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灵澈,《宋高僧传》卷第十五有传,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言之亦颇详。今合二书而观之,可知灵澈之生平大略56。灵澈元和十一年(816)卒,享年七十一岁,则应生于唐玄宗天宝四年(745)。会稽人,本姓汤氏,号灵澈,字澄源。早岁出家,但仍从严维学诗。严维卒,至吴兴从释皎然清昼游学讲艺,皎然将他介绍与包佶、李纾等当地文坛名流,声誉转盛。贞元年间,西游京师名振天下。但却遭到诬陷得罪,流放汀洲。不久,遇赦回原籍。元和十一年终于宣州开元寺。《
灵澈因与严维、皎然、包佶、李纾早有交往,故诗名早着。据《唐诗纪事》卷七十一所录,当时文士如柳宗元、刘禹锡、权德舆、权载之、刘长卿、张祜、吕温等均与他有诗唱和。陶静灵澈不仅以诗闻名,其义学亦颇有成就。《宋高僧传》本传说:“澈公秉心立节,不可多得。其道行空慧,无惭安、远。复着有《律宗引源》二十一卷,为缁流所归。至于玄言道理,应接靡滞;风月之间,亦足以助君子之高兴也。”
灵澈的义学受业于会稽云门寺僧神邕。神邕本为天台五祖玄朗的弟子、六祖湛然的同门师兄弟。因神邕又曾就玄俨学四分律,获得律学造诣,故灵澈受其影响,兼通律学,并写出了《律宗引源》二十一卷。另外,据权德舆《酬灵澈上人以诗代书见寄》诗中“莲花出水地无尘,中有南宗了义人”等句,灵澈似亦深解禅理,故被权“看作是南宗学人”。58灵澈的诗中亦有同时涉及天台、律学、禅宗之语,如《初到汀州》云:“禅室白云去,故山明月秋”。《送道虔上人游方》云:“律仪通外学,诗思入云关”。《天姥岑望天台山》云:“天台众峰外,华顶当寒空”。此中亦可窥其义学之域。
《全唐诗》卷八百十收灵澈诗十六首,残句一,无与重出者。《全唐诗补编》补收其诗《云门寺》59和《谪汀州》名句:“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两者相加也不到十八篇。灵澈诗从整体上看,亦显出当时僧诗的一般特点,内容多酬对赠答,全属山寺风光,注意景物的精雕细刻和字句的锤炼。如为刘禹锡所称道的“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青蝇为吊客,黄犬寄家书”等。权德舆称“上人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尽”。60但其诗不乏“清苦”之气。倒是《听莺歌》一诗透出某种生气:
新莺傍檐晓更悲,孤音清冷啭素枝。口边血出语未尽,岂是怨恨人不知?不食枯桑葚,不衔苦李花。偶然弄枢机,婉转凌烟霞。众雏飞鸣何局促,自觇游蜂啄枯木。玄猿何事朝夜啼,白鹭长在汀洲宿。黑雕黄鹤岂不高,金笼玉钩伤羽毛。三江七泽去不得,风烟日暮生波涛。飞去来,莫上高城头,莫下空园里。城头鸱鸟拾膻腥,空园燕雀争泥滓。愿当结舌含白云,五月六月一声不可闻。
这首诗可视为以莺自喻的比体诗。从诗的内容看,应是灵澈流放汀州以后所作。诗中的怨愤和“愿当结舌合白云,五月六月一声不可闻”的应世之策,也许算不得佛教中的高级境界,却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声音,也是一种抗争。这在唐代僧诗和整个大历诗坛都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