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对于唐诗的研究，一般沿袭明人高禴《唐诗品汇·总叙》中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的划分，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不同时期而讨论其特色。但对于唐代僧诗的分期，我们可大而化之，分为初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来把握其基本风貌。

　　大体而言，初盛唐时期的唐代僧诗，和当时众多的俗世诗人的诗作一样，作品中能显示出一种昂扬向上的勃勃生机。这种时代精神在僧诗中尽管没有俗世诗人作品中那么强烈，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反映出一种“盛唐气象”。下面试举数例以明之。苦哉黑暗女，乐矣功德天。智者俱不受，愚夫纳二边。我奉能仁教，皈依弥勒前。愿阐摩诃衍，成就那罗延。

　　——僧凤《书遗文后》

　　帝释倾心崇二塔，为怜舍眼满千生。不因行苦过人表，岂得光流法界明。

　　——玄奘《题西天舍眼塔》

　　游愁赤县远，丹思抽。鹫岭寒风驶，龙河激水流。既喜朝闻日复日，不觉颓年秋更秋。已毕耆山本愿城难遇，终望持经振锡住神州。

　　——义净《在西国怀舍城》

　　观音助远接，势至辅遥迎。宝瓶冠上显，化佛顶前明。俱游十方刹，持华候九生。愿以慈悲手，提奖共西行。

　　——释岸《赞观音势至二菩萨》根据《续高僧传》卷十三《释僧凤传》的记载，释僧凤是南朝萧梁的后裔，贞观中曾主普集、定水二寺，年七十七卒。《书遗文后》诗是其在岐州西山龙宫寺讲经时所作，本作《书遗文后偈》。从偈中“我奉能仁教，皈依弥勒前。愿闻摩阿衍，成就那罗延”之句可看到，即使已到“纵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释僧凤这位出家僧侣仍然充满了希望和雄心——希望凭借“能仁”之教，实现快乐人生。并大阐圣教，使自己具有那罗延力士般坚固、强壮的身体25。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前往天竺求经，贞观十年（645）返回长安，前后历时十七年，游历天竺诸国，学习佛教经论，瞻仰佛教圣迹。《题西天舍眼塔》诗即作者游历天竺，瞻仰圣迹时所作。诗中既歌咏了帝释的德行，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作者希望通过“过人”的“苦行”而“流光”“法界”的誓愿——这实际也是只有初盛唐诗人才有的志向。义净是紧接着玄奘游历天竺的中国僧人，《宋高僧传》卷第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说他：“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弱冠登具，愈坚贞志。咸亨二年（671），年三十有七，方遂发足。”历二十五年，于武后证圣元年（695）返回京洛26。他的《在西国怀王舍城》诗，诗题虽曰“怀王舍城”，但实际上怀念的是“赤县神州”，因而作者在诗末说：“终望持经振锡住神州”。他的《与无行禅师同游鹫岭瞻奉既迄遐眺乡关无任殷忧聊述所怀为杂言诗》27，从诗题即可看出，写的是作者远游异国、思念乡关之情——这些诗和玄奘的作品一样，以异域宗教遗迹作为诗歌题材，抒发的情感是独特而深沉的。中晚唐的诗僧既无类似经历，更不具备如此高远的抱负和志向。正因此，不仅释岸“愿以慈悲手，提奖共西行”的诗句值得珍视，即使是唐高宗显庆年间静泰、义褒的《嘲道士》或《嘲道士李荣》这类与道教徒辩论之诗，也令人觉得弥足珍贵。这里珍视的当然不是其对道士的攻击和门户之见，而是其中包含着的论辩的自信和对敌手的藐视。

　　当然，唐代的诗僧作品中，占绝大部分的仍属于中晚唐时期的诗作。它们历来被视为唐代僧诗的代表。刘禹锡的《澈上人文集纪》云：

　　……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之后，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园新诗》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谪汀州》云：“青蝇为吊客，黄犬寄家书”。可谓入作者阃域，岂独雄于诗僧间哉？28

　　释灵一，《宋高僧传》本传及《全唐文》卷三九零所载独孤及《扬州庆云寺一公塔铭》，均说其卒于唐代宗宝庆元年（762），可见其应视为中唐诗人。至于其后的护国、清江、法振、皎然、灵澈，则主要生活于大历时期。由此可见，如果从时间上看，唐代僧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唐代诗僧主要形成于中晚唐。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论及，此处不再重复。

　　如果从内容和形式风格上看，唐代僧诗的另一基本特点，就是这些僧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狭窄，不出寺院庭院山水、风花雪月、赠答孤禅之类，而在形式技巧上多为格律谨严的律绝，风格以“清苦”为主。“苦吟”成为当时禅门的主要诗风。范仲淹在《对床夜话》卷五中说：

　　唐僧诗，除皎然、灵澈三两辈外，余者率衰败不可救，盖气宇不宏而见闻不广也。今择其稍胜数联于后。清塞云：“丛桑山店回，孤舟海船深。”“寒扉关雨气，风叶隐钟音”。“饥鼠缘危壁，寒狸出坏坟。”齐己云：“只有照壁月，更无吹叶风。”（《听泉》）“湘水泻秋碧，古风吹太清。”（《听琴》）贯休云：“好山行恐尽，流水语相随。”“壑风吹磬断，杉露滴花开。”子兰云：“疏钟摇雨脚，积水浸云容。”怀浦云：“月没栖禽动，霜晴冻叶飞。”亦足以见其清苦之致。29

　　由范仲淹所举清塞、齐己、贯休、子兰、怀浦唐诗僧名家名篇诸作不难看到，唐代僧诗由于“气宇不宏而见闻不广”，整个僧侣诗坛又有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所指斥的齐梁诗坛“竟一韵之奇，逐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情形30。所不同的是齐梁诗坛以淫靡浓艳为主，中晚唐僧诗以“清苦”为尚。从范仲淹所举唐代诸僧诗中处处皆是山店、孤舟、雨气、隐钟、危壁、坏坟、栖禽、冻叶之类意象，即可显示出这种特色。杨慎《升庵诗话》卷五“晚唐两诗派”条云：

　　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也。余尝笑之，彼之视诗道也狭矣。《三百篇》皆民间女士所作，何尝捻须？今不读书而徒事苦吟，捻断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韩柳为大家。韩、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余如李贺、孟郊祖《骚》宗谢；李义山、杜牧之学杜甫；温庭筠、权德舆学六朝；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数君子真豪杰之士哉！彼学张籍、贾岛者，真处?中之虱也。二派见《张洎集》序项斯诗，非余臆说也。

　　中晚唐的诗当然不止张籍、贾岛二派，连杨慎自己也认为当时元、白、韩、柳、李贺、李商隐、李益、温庭筠诸辈不在此列，但他特别指出中晚唐有学张籍、贾岛诗的风气亦是可信的。宋人蔡宽夫曾说：“唐末五代，流俗以诗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谓之贾岛格。”31贾岛本人曾出家为僧，法号无本，有人即将他作为诗僧看待32。他的诗风以僻苦清奇为主。诗僧无可是他的从弟，二人情趣颇合。当时人评诗僧栖白有“琢诗方到骨，至死不离贫”（杜宽：《哭栖白供奉》）之句，可见栖白也明显受到贾岛的影响。僧可朋，丹陵人，能诗，后至蜀，“与欧阳炯相善，炯比之孟郊、贾岛”。33而据史载，晚唐诗人李洞，特钟情于贾岛诗，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人有喜贾岛诗者，则必手录岛诗以赠之。故唐人张为着《诗人主客图》，立“清奇雅正”一格，以李益为“主”，而合清塞、张籍、无可、贾岛、良?、志定诸诗僧为“入室”“及门”之人34。这也说明学贾岛诗风，是当时诗坛的一种时尚，而诗僧尤以此为皓的。

　　唐僧诗之所以会形成以上基本特征，历来的研究者多将之归结为诗僧“作为僧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底和在仕途奔竟的士大夫不同，他们的精神总会受到当时发达的佛教和禅宗思想的某些影响”。35这种看法诚然是有其根据的，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一看法却又失之浮泛。因为从我们前文所引初盛唐诗僧的诗作来看，虽然同样是唐代的佛教僧侣，初盛唐的诗僧却不乏向上和进取的精神、济世的理想与激越的情感，生活的视野甚至触及域外异国的风情——较当时俗世诗人也更加广阔；而中晚唐僧诗的题材却那样单一、境界也十分狭小。这说明导致中晚唐僧诗基本特点的根本原因，除了诗僧与一般俗世诗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不同外，还应特别注意两点：

　　其一，中晚唐僧诗之所以会形成题材局限于应酬赠答、留恋山水、隐逸雪月之类，形式不过五律，风格以“清苦”为主等特色，除了诗僧自身宗教生活方式的原因之外，整个时代氛围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盛唐之时，整个社会处于蒸蒸日上之势，文人们普遍被当时繁荣昌盛的世象所鼓舞，个个怀抱宏伟的理想，感情蓬勃热烈，唱着慷慨激昂的音调。不论是政治诗、边塞诗，还是宫怨诗、山水诗，无不打上这种时代的烙印。“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唐社会，衰败之象日盛一日，诗人们的热情和理想退潮了。严峻冷酷的现实迫使诗人的心灵和眼光都由外向内收缩，以萧索的心态写自己生活的烦事、隐居之所的山水，在艺术上通过苦吟追求僻怪，成为衰世诗坛的普遍现象。佛教僧侣比俗世诗人生活于更偏僻荒野的环境，生活的内容更为单一、色彩更为暗淡，他们笔下的诗篇自然也更缺乏热情与抱负，题材更为狭窄，境界更显狭小。客观地讲，中晚唐僧诗的如上特征，并不说明它必然就价值低下；它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心理和时代面貌。这乃整个时代局势使然，我们不必过多地贬抑当时的诗僧和僧诗。

　　其次，中晚唐僧诗的如上特征，还与当时哲学思想特别是佛教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唐代佛学的“中国化”已告实现，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的形成是其主要标志。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学流派虽然思想都很复杂，但都有由外向内收，与中国固有的心性哲学融合、与儒家“中庸”学说相统一的趋势。天台智者大师《摩诃止观》中的“五逆即是菩提；菩提五逆无二相”，“贪欲即菩提”之说36；华严宗的“理事圆融”的观点；禅宗“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之论，都在于“把一种外在的宗教，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把对佛的崇拜，变成对自心的崇拜。”37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天台、华严、禅宗早已出现，但它们真正在唐代社会发生普遍影响，则是在中晚唐时期。中晚唐社会的日益衰落，更需要天台、华严、禅宗等“心的宗教”，而天台、禅宗等“心的宗教”，也正是在此时变成了指导人们的哲学思想工具，中晚唐诗僧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自觉运用这一思维方式，他们一方面“喜欢作一些意在言外的诗歌，用以表明心迹，以求师徒间以心传心”38，另一方面必然优先选择那些偏枯的意象、平凡孤寂的诗境，希望借此而造成平和、宁静的内心世界。这样，唐代僧诗单一的题材、狭小的境界、偏枯的语言、清苦的风格也就不可避免——唐代僧诗的基本特征也就由此而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