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一家昨天死去的报纸

2010年下半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是《梁中堂和他的计划生育特区》。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国家19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一胎制。早在一胎制始行，山西的人口专家梁中堂就不赞成，他的方案是两胎制加大间隔。他向中央申请，在山西翼城搞了两胎制试点。中央批准了这个试验，这样山西翼城等地，就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计划生育实验特区。3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梁中堂的方案是正确的。在实行两胎制这些地区，人口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激增，同时避免了因为强推一胎造成的干群矛盾，还有眼前我们看到的养老负担等等。两胎制，足见梁中堂先生的先见之明。

2010年国家还在推行一胎制。我写这个文章，用意就在于呼吁终止一胎制，尽快实行两胎制，调整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早着手正视人口难题。

文章写好以后，投给哪里呢？我想到了全国各地的晚报。《辽沈晚报》《燕赵都市报》《三秦都市报》《齐鲁晚报》等等。我大约投出去20多家晚报早报，没有什么回声。有那么一两家还客气，回告我，计划生育属于国家的基本国策，我们不能说三道四。不管你说的对不对，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能谈。

我没招儿了，只好把稿子投给本省的《三晋都市报》，嗨，这事儿没那么可怕，没多久，报纸作为短论刊出。

到年底，大名鼎鼎的《炎黄春秋》在12期刊出。

这一篇大家害怕招惹是非的文章，最终全国有两家报刊登出来。一家《炎黄春秋》，一家《三晋都市报》。

一家面向全国的大刊，一家省报的子报。

为什么只有这两家报刊敢登？

北京的朋友开玩笑说，你那两家，一家是什么话都敢说，一家是说什么都没人知道。一家是说什么都管不住，一家是说什么都没人管。意思是《炎黄春秋》是出了名的大胆，《三晋都市报》没人关注，没人在乎，它才敢于说话。

我不这么认为，我以为，《三晋都市报》敢于发表这样的文章，当然是有一定风险的。面对“基本国策”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这顶帽子不小。

在山西，当时的《三晋都市报》，确是一张敢为人先有所担当的的报纸。敢言敢闯，别开生面，生动，泼辣，一些有关民生问题的发声，有尖锐泼辣的风气，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省报循规蹈矩畏首畏尾的不足，也就有读者买账。这个其实也是《山西日报》其他子报的特点，他们围拱在省报周围，又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弥补了省报不便于说明的话题，在当时，这一群母子报纸，可谓共存互补，其乐融融。

这一批子报，大多开办在九十年代。1990年代，改革开放余威犹存，省报和子报需要这样一个格局，领导当局和读者也容忍了这个格局。这个说的就是，省报作正统发言区，板着面孔一丝不苟，循规蹈矩不越雷池。选题决不出格，新闻语言也沿用上下默认了的八股文章。这样一来，省报的发行量上不去，收入自然成问题。各个子报呢，公认言论尺度大一些，选题宽泛一些，发声尖锐一些，逸出常轨也就乐于看到天下尖叫，惹了麻烦有上级兜着。在一个新闻匮乏的地域，子报订数因而疯长，收入可观。子报的利润，当然要回馈省报，算是儿子养老子。其实子报大量分流省报的人员，本身也就是为省报分忧。

而现在，2019年7月27日，传来了《三晋都市报》《发展导报》停刊的消息。

这大约只是一个开始。预计以后大批的子报都会停刊，各省市重新回到一份省报，一份晚报的格局。

为什么要这样？其实省报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变好，各子报也还不是没法生存。

这个就可以看出，中国宣传领域的党八股，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存在。改革了多少年，你想办出生气活气引领读者，还是敌不过强大的党八股。

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新闻出版自由，对我们还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当下的言说空间越来越逼仄。当挤压到一定力度，人们不禁怀念起死气沉沉的党八股，至少它是安全的。

子报虽然有生气，有读者，但是它风头甚健，锋芒刺人，屡屡招惹麻烦，让领导啧有烦言。对于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不如召回家里，省得在外头捣乱。

有人不禁要问，省报入不敷出，没有了子报献上利润，以后怎么过活？

这个多简单啊，加大财政扶持就是了，政府现在有的是钱，权当花钱买你个不说话。

没有了子报竞争，省报的摊派发行也好做一些。

大家以后都去阅读味同嚼蜡的省报就是了。

再问为什么要这样？子报办的好好的，省报不死不活的，为什么留下省报，砍掉子报？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宁要”“不要”的思维。宁要我的草，不要你的苗。宁要我的荒原一片，不要的你的灯火万盏。乖乖地坐着有好果子吃，当下，别出心裁这种想法就很危险。

你是要一份辛苦，一份自由，还是要一份圈养，一份束缚？做一头奔跑的野驴，还是做一头饱食待宰的猪？你是要承担风险闯市场，还是要庸庸无为吃财政？先甭说孰是孰非，起码在1990年代那个时候，还给了我们一个选择的机会，现在你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了。老子就这，报纸你爱活不活，读者你爱看不看。

    我以前很少给省报写稿子，现在更不会写了。子报当然也写不成了，因为他们集中在某一个时段集体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