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必有遗憾论

    要出一本书了，像等待婴儿落地一样，报批，书号，设计，校对，图片位置，四封编创人员名字，小号字对红——战战兢兢签了字，等待新书。新书终于印好了，拿到手，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不说别人，我肯定是拍手顿足：那个什么什么的怎么就错了？

    相信好多作者都是这样。

    就拿这一本《大音绝唱》来说，蒲州梆子的前世今生，想写爱写。写的很尽心，也确实想印好。图片多，而图片和文字的结合部，是最容易出错的。于是一遍一遍对原稿，放大镜支起看，临到交付了，偏偏要去北京，在京又一遍一遍和委托人通电话，千嘱咐万叮咛，感到自己都有点婆婆妈妈了。

    拿到书，却是一眼就看到几处错误，你说这也就怪了，校对之时，一遍一遍地看，10遍也看不出。一旦成书，一翻就看出了错处。怪。

    相信不只是我，这样的经历，好多作者碰上过。

    我对梆子戏的起源一知半解，这个问题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前运城剧协主席任国成。长谈过几次不必说，关于蒲剧起源的种种原始材料，多年来，他已经从各种资料中钩沉出来，梳理整齐，一页一页打印好。我要看，一句话：拿去。密密麻麻的记载，好多地方别看只有一句，别看只有几个带引号的字，你知道他是查了多少书，刨除了多少没用的东西留下来的？

    谁都知道，外人写文章上门求助，最忌讳的是使用自己未发表的稿子。文章如果发表，或者成书，不管他怎么用，总知道源出谁家。而这个未定稿，或者就是一堆资料，拿去让人家用了，人家简直可以直接剽窃了。他要不承认从你这里获取，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任先生没有顾忌这些，一堆材料让我拿走，随便用，连个犹豫不舍、皮疼肉疼的表情都没有。

    《后记》中专门有一节鸣谢文字，感谢各位帮助了自己的专家。按说，任国成应该排在第一位，偏偏我把他漏了。

    在梆子戏起源问题上，他对我帮助最大，不求回报，我却偏偏把任先生的帮助遗忘了。

    连忙打电话，解释，道歉，任先生那头，一个电话回铃就不正常，显然已经报停。另一个原先留下的孩子家的电话，嘟——嘟——嘟——耐心等到最后一响，也没有人接。

    一连几天，魂不守舍。一有空就拨打那两个电话，没有接通过。

    心里这一个疙瘩解不开，越没有人接越着急，越着急越打，折磨得要发疯。最终还是没叫通。

    任先生是不是故意惩罚我？你想道歉？就不让你得逞。你想心放得平平展展睡觉？没那么容易！道个歉就完啦？也确实，使用了人家的劳动成果又不声明，犯下这错，确实不是道歉一回能补偿的。

    那就等着吧，看任先生怎么惩戒我才能解了气。

    《大音绝唱》我是连写带拍，书中照片大部由我田野调查时拍摄。但若说五十六十年代的老照片，大部分由前辈表演大师王秀兰提供。王秀兰是晋南家喻户晓的表演艺术家，她陪伴着蒲剧从40年代走到现在。其中好多当事人，都只有她结交过。好多场景，已经成为无法再现的历史。她提供的照片极其珍贵。封底勒口有一个署名，摄影：毕星星等。这个“等”我越看越窝心。就凭这一个“等”，岂不是把王秀兰的半个多世纪的珍藏“等”进去了吗？那么一批珍贵照片，每一幅都有每一幅的价值，绝不是我这样一个普通作者的名字能够遮掩了的。在这里，加一个“老照片王秀兰提供”，不就完了吗？一个小小的处理不当，两个结果，差别不可以道里计。王秀兰老师或许宽宏大量不去计较我的鲁莽草率，我却是心里长了一个痞块，久久化不开。

    不说其他的小毛病了吧。每一个小毛病，都像吃饭吃出一颗沙子，硌一下，硶一下，几天没有好心情。

    不过这出书，不出错不可能，不留遗憾不可能。每一本书留下遗憾，警告自己下一回决不能出错。可是下一回，别的错又出来了。以前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出书，何尝不是遗憾的艺术。

    这个遗憾能消灭吗？不能。每一本书，都会有或大或小的错误，遗憾不遗憾，就看你作者的容忍度了。

    如果你能修炼到如同目下的电视剧，文理不通，字词乱用，句子不通，觍颜堂皇，若无其事，哪来的遗憾闹心？如果你能修炼到如同现在的中央电视台，滚屏若干就能出现错字，接着看，屏幕下方的字幕，错别字不停地蹦出，一个一个如同爆炒黄豆。编剧播出制作人酒酣饭饱，全然不知自己在侮辱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依然在面红耳热地歌颂自己的“阶段性成果”。你要敢挑剔他一条错误，他恨不得立刻抄起家伙，把你也打成和自家一样脑残。那你还有什么遗憾闹心的？

    可惜，天下负责任的写作人还没有死绝。那么，以后也定然会时时出现一些自己剖心剖肝痛心自责，那些呼啸而去的大腕老爷不屑一顾的雷人场景。

作者附记：以后几天，发几篇《大音绝唱》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