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笛

     
 那天上午考完语文后，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头也昏的不行。下场后，几个小知青叽叽喳喳的围着我，吵着要与我对题，我没有一点精神，忙叫他们陪我一起去吃饭，说吃饭的时候可以谈谈，大伙同意了。

     
 那时没有盒饭，我们的钱又有限，只好去了一家便宜的小餐馆，每人来了一碗豆花，炒了一份素菜，要了一大碗米饭，就狼吞虎咽起来。一边吃着饭，一边谈着考试的事。

       
邻座有一位瘦瘦的中年男子，见我们说得闹热，也把饭端过来凑热闹。我们谁也没有问他，他却自我介绍说是这次来招生的老师。

       
大家一听，就如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立即便对他肃然起敬起来，几个女知青便围着他，一个劲的探听起招生的事来。

     
 那时的知青还很单纯，也没想那么多，一个搞招生的教师怎么同我们这些穷知青套近乎，还同我们这些知青一起上小饭馆。那位先生的寒碜像，至今我的脑海里还有他的形象。

       几天考试下来，我们便同这位老师混熟了。后来我们每次吃饭，他几乎都在场，奇怪的是我们知青都有人为他买单，他一点也不客气，毫不推辞，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一次他还对我们说：“这次出来招生，非常倒霉，刚下车，钱包就被小偷摸了。”

     
 当时，我太傻真的，听不出这位先生语言中的暗示和弦外之音。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位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告诉我们知青他的钱包丢了，除正儿八经地在我们知青中混饭吃外，还暗示我们只要谁能给他一些钱什么地，在招生中他就可以帮忙。

     
 可惜，那时我真不懂这中间的窍门。加之我身上也没有多的钱，身上的钱仅能维持几顿饭。因此尽管那次考试我在县上知青中算佼佼者，名列前茅，也名落孙山，没有去读成书。

       
 一是那年出了个张铁生，考分不作数；二是那年我体检又查出了毛病；三我的政审也不合格，老爸还关牛棚，问题还没解决。故分数高也没用，同样与大学无缘。

     
 事隔多年，一位那次上了大学的知青告诉我，她当时的考分就很低，政审也有问题。但她送了几百元钱给那位老师。那个先生还真的帮了她的忙。当时还有几个知青也塞了包袱，这为先生也都起了作用。怪你当年太老实，差悟性，又在农村多锻炼了几年。

      直到小平主持工作，恢复文革停止的高考，我才得已读书，年龄已是一大把了，那是后话。（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