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需非常小心，不要朝这幅街景上涂抹温馨怀旧的色彩，也不要给它配上伤感的手风琴乐曲，要非常、非常小心地把它从记忆深处抽出来，安静地呈现在一片文字上。

       八十年代中期的某年某月的某个下午，我记不清了，肯定不是隆冬和盛夏，暮春或者初秋的可能性大些，因为那片街景里没有植物，所以不大能确定。那条街叫西潘公街，属于河南省周口市，周口有一条沙河穿城而过，它在河的南岸。

       我说过要非常小心——当我开始用这些城市河流、行政区划、地理方位来确定这条街的时候，那片脆弱的记忆像受了剧烈的震动，裂痕出现，簌簌地碎屑落下来——我不能再把它往生硬的名词框里塞了，就这样把它托出来就好。

       阳光有些西斜，依旧很明亮，却并不刺眼，暖和慵懒地照着，地上的影子不浓不淡。应该还没到下班的时间，街上行人不多，没有汽车——那时候整个城市也没多少汽车，但下班的时候，挂着清真牌子的小吃摊让街口变窄，拥挤的自行车流也会变得不那么通畅。现在还好，偶尔有自行车骑过去，也是缓慢的，无声的，从画面的这边滑到那边，消失了。

       我在自己家的纱窗门后面，对面是国营肉店，一排十几扇的门板，暗红色的，即使是白天，也不全都下掉，被下掉的门板就靠在没下掉的门板上，肉店里的光线并不怎么明亮，洞府森森似的。肉店员工的姿态和门板的姿态一样，对人带答不理的，白铁皮案子，露在光亮处的部分空荡荡的，被人挑剩下的几块板油，躺在暗影里。肉店男女员工之间的调笑却是欢乐明亮的，偶尔还会追打出来，粗壮的中年男人身上胡乱缠着深蓝色的大围裙，摘下含在嘴里的烟头，边咳边笑，喷出浓白的烟雾。我父母和他们认识，我却对他们一无所知。

       肉店的西邻是新华书店批发部，批发部旁边的院门进去，是新华书店的家属院。我对那个门头上也挂着“新华书店”四个字的批发部很失望，从没在里面看到让我感兴趣的书。但那个家属院里，住着一个我称呼为兰姨的人，她替我父母买了不少有趣的书，父亲拿旧报纸给那些书包上书皮，拿毛笔写上书名，放在书架上。后来书架上出现了一张封条，斜着从头到脚把书架给封上了，封条上写着“禁止翻阅”。这张封条对我毫无威慑作用，像麦田里的稻草人，我是有胆子站在稻草人肩膀上的雀儿。

肉店的东邻，是糖烟酒公司的门市部，里面长年在卖非常难吃的泡泡糖和巧克力豆——有一年春节他们忽然卖一种很好吃的蜜枣——清亮饱满的红色枣子外有一层透明的蜜汁，后来再没卖过，我也从未在其他地方再见过这种蜜枣。糖烟酒店的门板总是下得一块不剩，清晨、午后门前要扫两遍，撒上水，那些尚未消失褪的水迹，划出这条街上的一块净土，玻璃柜台也在西斜的阳光下闪着洁净明亮的光，里面倒是五颜六色的，可惜那些色彩属于香烟和糖果，我都不感兴趣。

与糖烟酒门市部隔街相对的，是一个卖卤肉的摊子，就摆在我家临街的窗下。摊子上此时没有顾客，卖卤肉的年轻女子低头翻着一本卷边的杂志。她弟弟和我都在榆树园小学上学，我没和她弟弟说过话，只跟她说过话。我去买五毛钱的猪肝，我家的猫只吃猪肝拌的猫食。我觉得她非常好看，有着成熟的汁液甜美的桃子一样颜色和质地。她低头切猪肝给我的时候，鲜红的有机玻璃的耳坠子一抖一抖的，切完包在油纸里递给我，丰腴的手在毛巾上抓一抓，毛巾和她的手，都是油腻腻的。她见我给过钱，还在看她，就笑了，她一笑，我转身跑了。除了在卤肉摊上，我还在街东口的电影院门口见过她，穿了件小碎花的的确良连衣裙，粗黑的长发用一条色彩艳丽的手帕低低地扎在脑后，我从她身边挤过去，还能闻到卤肉的气味。她似乎在等人，拿着瓜子，我疑心灰白的旧报纸裹出的瓜子包上，会留下她油渍的指痕。

我家的西边，是一间锁着的房子，窗户上糊着报纸，看不到里面。记得有一天忽然看见锁开了，门虚掩着，路过的我吓得低头紧跑，回到家半天心跳才恢复正常，只是再去看时，那门又被锁上了。那天下午，黑色的挂锁安然地锁在红褐色的油漆门上，门前坐着一个老太太，她的孙子或者孙女在她的脚边抠着砖缝里的土，她眯着眼睛，不知道扭头在看什么。她就住在旁边的大杂院里，姓什么我不记得了。

那个大杂院西边临街的一家门外摆着个租画书的摊子，一人多高的木板靠墙立着，上面浅浅的钉了些木条，一本一本的画书搁在上面，用棉线绷着防止它们掉下来，记得大概是三分钱看一本。现在据说这种画书——小人书这种叫法是后来才听到的——也进入收藏名录了。我只偶尔看过几本《丁丁历险记》，别的就没看过了。门口地面上铺着油布，油布上的书是租给大人看的，金庸古龙梁羽生诸葛青云卧龙生，琼瑶亦舒雪米莉也有。书摊的主人是个拄拐的残疾人，他的一条腿从膝盖处被截去了，夏天露出圆滚滚的半截残肢，我并不觉得可怖。我还记得是叫他老王大爷。不知为何，当时的我那么满心的势利，不屑去看那些摆在老王大爷油布上的书。结果十几年后，我集中给自己补了武侠小说这一课。

老王大爷拄着拐，拿着一个布掸子在掸书上的灰尘，他出租的大书也都包了书皮，是用黄褐色的牛皮纸包的，书皮书脊上也都写有书名，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写的。老王大爷黑胖，左手腕子上戴着一个镯子，是玉还是玛瑙的，我记不清了，戴了几十年，摘不下来了。他给我看过那镯子，对着光，里面有几缕云彩一样的东西，他说是他的血沁出来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几十年”是我当时全部生命时间的数倍，我自然认为如此漫长的时间，什么都有可能，不要说在一个小小的镯子里沁出几缕云彩了。

老王大爷在我上初中后结束了单身生活，一个嘴角生着黑色痦子的乡下老太太出现在他的书摊后面。印象中 那个老太太似乎有些厉害，倒不全是痦子的缘故，我还记得她说过一句话，应该是她跟邻居闲聊，我路过听来的，她说“……哪怕是在他爹脚头站一晚上，那也是他娘呀……”不知道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大概因为当时没真懂，才越发不会忘。老王大爷应该是有儿女的，只是我对他的儿女，全无印象。

那天下午在街边弯腰掸书上灰尘的老王大爷，还是一个人，他的房子似乎很小，胖大的他一个人在里面，都显得拥挤，所以他经常在街边坐着。这时候，一条黄色的土狗——我没有留意，它刚才是不是在肉店门前逡巡半天无果后才决定过来的——慢慢穿过街道，到了书摊前，低头嗅嗅，沿路向西跑掉了。老王大爷坐下后，那条耷拉下来的空裤腿儿，被狗尾巴扫到，晃荡了起来……

站在纱窗门后的我，就在此时，心里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怎么才能把眼前的街景保存起来呢？可以拍一张照片，也可以画一张图画，当然，最好是把它写成文字——只是把这街景写出来，太难了！

我至今都不能完全理解二十多年前站在纱窗门后那个小女孩，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保存一个庸常的街景；更不可理解的是，她仿佛无意间触碰到了某种巨大而神秘的力量，身上抖了一下。

我托出的记忆随着文字的延展，沙尘一样散去了。我把街景放在了文字里，却不知道，这是不是纱窗门后的那个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