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身在蓬安一个世家，中学时即到成都就学。20世纪50年代初，母亲20岁左右，家庭败落，家人星散，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兄弟俩在社会的底层挣扎。从我记事起，家里就一贫如洗，记得住在长顺街一个大杂院内。后来母亲考工到邮电局，工作有了保障，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

     50年代的母亲

1956年，邮电局给母亲在华西坝分了一间房。母亲为了更好地工作，让寡居的阿姨带着独女来家里，帮助照顾我们兄弟俩。母亲、大姨、表姐、我们兄弟俩就挤住在一间20余平方的房内。阿姨日常打临工。生活虽然艰难，但是一家人还是过得愉快，因为没有那些家常里短的烦心事。母亲在省局稽核科工作，后来又调市局。那时的母亲激情飞扬，工作的环境也令人舒心。母亲为了弥补陪伴少的遗憾，晚上常常给我们讲故事，陪伴我们入睡。母亲还经常在单位上借来连环画给我看，下班后带回来。故每天下午6点左右，我就到华西坝小河木桥边，坐在一个大石头上，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回来。那时母亲工作忙碌，常常夕阳西下，暮色降临，也不见母亲的身影。不知多少次，暮霭中表姐来找我回家吃饭，我正沉睡在石头旁边。虽然家里非常的困难， 1957年，母亲还是尽力让兄弟俩进了邮电机关幼儿园。

    50年代，母亲与同事在南郊公园。

1958年，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大批省级机关干部下放劳动。2月，一张大红喜报被敲锣打鼓地贴在门前，母亲光荣地下放到西昌专区会理县通安，母亲无奈地丢下兄弟俩离开成都。家随即搬迁到文庙后街邮电宿舍，先在三楼分了两间房。兄弟俩又进文庙后街邮电幼儿园。1959年，又搬到后面大杂院的平房，只给了一间房，好歹没有撵走我们；我们两兄弟与阿姨、表姐只能挤在一间房内。

1959年，按照国家建设需要和轮流生产锻炼的原则，对下放锻炼表现好的干部分期分批调回原单位，而母亲因家庭成分，年底分配到会理县邮电局，无法返回成都。母亲曾来信，准备接我到会理，并拜托一个到成都开会的同志返回时顺便带我去。接到来信，我极其兴奋，切切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谁知事情有了变故，母亲调动到西昌，暂时无法接我过去，我感觉十分的失望和伤心，于是心中也有了几分怨念。大概是在1960年春天的时候，母亲返回成都。我突然回家见到了母亲，我感到很惊讶，一年多没见，我很想很想她，又怕是在梦中，同时一股怨念涌上心头，觉得是她不要我们兄弟了，我转过身子就跑了，一直跑出上池街通文庙后街那条小巷，坐在文庙后街街边上，害怕回家时母亲又不见了。后来表姐找到我，才把我带回家。回家后，母亲没有责备，只是向我轻声地解释着不能陪伴我们兄弟的原因，她说：“我也很想很想你们，想得心里发痛！”她的眼里沁着泪水，心痛地看着我，我原谅了母亲，扑上去抱着她的腰，泪水也不停地掉了下来，发泄着自己的思念。母亲在家里陪伴我们三天，带着我们到草堂、百花潭游玩，尽量地满足兄弟俩的要求，我们非常地开心，因为那一刻是此后人生再没有过的欢愉。1960年，母亲与继父结婚，从会理调至西昌。8月，母亲来信，让阿姨带着表姐、我们两兄弟迁往西昌。

母亲从事汇兑稽核工作20余年，对工作尽职尽责，认真地对待每一位客户，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细心处理，故人缘非常好。而且在单位从不言人是非，与人相善。故历次运动，母亲虽为监管人员，却从未受过非人折磨，也是一大幸事。1981年，为了让妹妹顶班，母亲提前退休，此时单位才给母亲落实政策，按干部待遇退休。

   80年代的母亲，已是满目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