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一个世家，原住成都少城长发街。幼年时家庭败落，房产变卖，家族星散，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兄弟俩在社会的底层挣扎。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一贫如洗，模糊记得住在长顺街一个大杂院内，十余户人家，家里只有一间房，院内的一间偏厅，极其简陋，屋里除了一张破床，一个装衣物的大藤篮外，桌椅都没有，房间背阴，即使正午也是暗沉沉的。门外有一个小炉子，一口小锅，但又因柴火难以解决，难得炊煮。所谓的父亲早已抛弃我们，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兄弟俩，艰难度日。母亲曾说，那时很难找到工作，家里能卖的都已卖完；一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牵着我，背着弟弟，去找那老汉要点饭钱，艰难地走到税务局，那里找得到人，早不知到那里鬼混去了，多数是不获而回。后来母亲考工到邮电局，生活才逐渐有了保障。日常母亲在邮电局上班，将弟弟送到阿姨处，只留下我一人在家。日常吃食大都是母亲从单位下班后带回，然后剩一点，第二天的早食，一天只有两顿。记忆中，那时常常处在饥饿之中，每到下午5点左右，就跑到大门外，坐在门槛上，巴巴地盼着母亲归来，望眼欲穿。直到夕阳余晖中，看见妈妈的身影，我蹒跚着跑去迎接母亲，抱着母亲的腿，急切地呼喊着：“妈妈！”母亲疲惫的眼中满是深深的怜爱。母亲回家后，就将带回来的饭菜在炉子上热好，饿了的我只知道埋头在碗里，母亲只是无奈地、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呢喃着：“慢一点，慢一点！”而剩下的饭菜就留下第二天早晨我再吃，好在这样的日子时间不是太长。

1956年，邮电局给母亲在华西坝分了一间房。母亲为了更好地工作，让寡居的阿姨带着独女来家里，帮助照顾我们兄弟俩。母亲、大姨、表姐、我们兄弟俩就挤住在一间20余平方的房内。我那时5岁，弟弟才2岁。好在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屋里两张床，一张还是木板搭的，一张小桌，两根小板墩，再有就是装衣物的大藤篮。楼房后面，靠近小河边搭建一排简易小厨房。

母亲出生于世家，从没为钱愁过，而此时却要数着钱过日子，还常常接不上发工资。而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5口人，其艰难可知，无论怎样精打细算数着钱过日子，也常常接不上发放工资。因阿姨一只眼睛残疾，不易找工作，只能不时在外找点临活、粗活干，而这样的工作又何能长久？那时每月发了工资，要先安排给兄弟俩买几十个鸡蛋、买点奶粉，剩下的钱才安排柴米油盐，就是这样也常有断炊之虞。而母亲又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从不张口向人借钱，独自艰难地支撑着，这样的日子持续长达约5年之久。

那时，华西坝只有邮电长线站一个单位，周围有5、6栋楼房，中间是一个很大的操场。工作日每天大约10点左右，职工们在操场作工间操。有时我和弟弟就坐在楼房台阶上，在阳光的斜照下，呆呆地看着那些在广播音乐声中舞动的人群。只有此时大操场上满是热烈扑人的气氛，不然其它时候这里静寂无声，空空荡荡。楼房背后相邻华西结核病院和精神病院的小山坡上矗立着两座无线广播塔，大院左边的角落是邮电幼儿园。其时，舅舅还在华西医大读书，周末不时来看望我们一下。

虽然家里非常的困难， 1957年，母亲还是尽力让兄弟俩进了华西坝的邮电机关幼儿园。那时还是很人性化的，因家里困难，兄弟俩只要了一张床（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这样能少交一点费用。弟弟在小班，我在中班，弟弟中午饭后、晚饭后就来找我，我们一同到寝室，睡在一张床上，醒来洗漱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班级去。

1958年初，一张大红喜报被敲锣打鼓地贴在门前，母亲光荣地下放到会理通安。那时讲的是下放劳动锻炼，家随即搬迁到文庙后街邮电宿舍，先在三楼分了两间房。我们兄弟俩又进入文庙后街邮电幼儿园。1959年，又让搬到后面大杂院的平房，只给了一间房，好歹没有撵走我们；我们两兄弟与阿姨、表姐只能挤在一间房内。户口本上，我是11月出生的，1958年8月底，阿姨带着我拿上户口本去上池街小学报名读书，老师说我没满7岁不给报名。这样入不了学，幼儿园也不能去了，只能辍学在家，疯玩了一年。

母亲曾说，若没有我们兄弟二人，她很难支撑下去。回忆那段时光，母亲说如临深渊，失去家庭支撑的她，真想一死了之。现在想来，母亲是经历了何等的艰难。“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是我们兄弟俩支撑着母亲的坚强，每忆及于此，令人伤心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