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摄影记者张宏江：这场灾难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很多人的生活观。

    我没有崔峻那么敏感，可能我老了。也可能就是我比较迟钝，反应慢，这种人不好，说好听了是冷静，说不好听了就是“二”。我知道我不会出事儿，真的知道，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对环境、对是否安全的判断，我没在这上面出过错。所以报社一说要去灾区，让我从珠峰直接奔成都，我一点儿没犹豫。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之前我在珠峰两个月，都快憋死了，郁闷，没事可做。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拉萨，好歹距离成都很近，比北京去着容易。

    其实我的好多体会是在回来之后，在灾区，就是采访，拍片子，按部就班地工作，很正常。虽说很辛苦，过得很惨，没吃没喝，还有危险，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工作，这也是一种选择吧，你选择了做记者，就应该是这样的，哪儿有事儿发生了，不管是什么条件和环境，你就应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你不去谁去？你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所以，我回来之后有人说，张宏江你们真高尚，那么危险你们都去了。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儿，你要是我，干这个活儿，你也去，要说高尚，那你也高尚。我估计崔峻也跟你这么说，都是老记者，有活儿干就有冲动，想不起来那么多，也没工夫玩儿什么道德判断、个人反思，来不及想，也懒得想。等都想明白了，就是下辈子了。

    我回来那天，我们部门的同事拿着鲜花到机场去接我，说是英雄回来了，我当时觉得挺可乐的，大家来接肯定是特高兴，但是这么隆重还是头一回，这一隆重，我都有点儿别扭了，我说我不是英雄，我活着回来再正常不过了，而且，我也没干什么，就拍了点儿照片。

    要说有什么变化，细想一下，还是有。比如说，我老婆变了，变得特别勤快，以前可不是这样，现在她把家里搞得井井有条，我都不太适应了，我儿子也变了，他两岁八个月，是刚刚入托的小朋友，我这次回来之后他变得很爱撒娇，特别粘着我，我很喜欢他，但是这么黏糊，也不适应啊！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哦，是因为我从灾区回来吧？他们都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关爱了，我变得更珍贵了，因为我才刚刚离开了一个灾难的现场。我老婆说，周围的朋友的老婆都说了，要是她们，早就飞到成都去“千里寻夫”了，她没去，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小走不开，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知道，我肯定会好好地回来。我挺感动的，我觉得这场灾难改变了很多东西，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很多人的生活观。

    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比如说，崔峻说过我们遇到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吧？他对我们特别好。他带我们到都江堰的时候，真有一种挺悲壮的感觉，两个记者，把自己的装备交给一个陌生人，说好了回来再取，他送我们，说回来给我们接风，那样子就像壮士一去不复返，很伤感。几天以后我们回来了，他怎么欢迎都不够，非要请我们大吃一顿。走的时候还依依不舍。那天晚上在成都跟他分手后，我就想，他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态，那就是他们有一种愧疚，对于自己不能亲自到第一线去帮助别人，不能为灾区的人做些什么而愧疚，所以就拼命对其他能更直接地参与了抗震救灾的人好，这样，也算是间接地做了贡献。就像很多人，默默地去捐款、捐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无法亲历亲为，那么就各尽所能吧。我这样一想，就特感慨，真的，这是人性里非常善的一面。往往，灾难到来的时候特别能考验人的良心，这些善被激发出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是多大的收获。

    要说感动，崔峻已经说了那么多了，他是个感性的人，特狂热，还有一些浪漫情绪，所以他比我的感受要丰富，和他相比，我可能更平静。

    我们从都江堰出发去映秀镇那天，要不是他一定要留在大汽车里过夜，我还会坚持往里走，那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没事儿。后来崔峻说我，你这个人看着挺木的，心里倒有很极端的东西。可能我就是这样吧，我当时特别想早点儿看到那里的情形。我们和逃生的人们逆行，路越走越窄，随时都有巨大的响声，大石头砸下来，大雨泼下来，谁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有多少人遇难，逃出来的人再一描述，我这种愿望就更迫切。当时我们就知道了，外面的人还基本上没进去，救援是当地人自己在做，食物、水、电、通讯，都成了问题……我带着海事卫星，可以随时把当地的消息发回来，尽快地实现信息的传递，我觉得这就是当时我们唯一能做的。

    在大巴里的那一夜特别难熬，仔细想想崔峻是对的，我们的装备不行，走夜路的危险太大了，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不行的，同行的那几个人又都不肯走，坚持要等天亮。所以也只能这样了。跟我们一起走的那个杭州人，找老婆孩子的，心急如焚，他说，这时候就是爬雪山过草地也得去呀！我当时挺感动，老爷们儿应该是这样。后来我们在映秀镇又碰见他，他已经特开心了，老婆孩子都没事儿，他们那个房子塌了，娘儿俩躲在一张钢丝床下面，居然没受伤，他那个高兴啊。他回成都之前把身上的烟都给我们留下了，挨个儿拥抱我们，说太幸运了。我当时也被他那种心情感染，也跟着开心了半天，还给他们拍了好多照片。他们走了，我就想，不知道这哥们儿那个找人的过程是怎么扛过来的。就是要找、还没找到的那个时间最难过，生死不明，牵肠挂肚，找到了，就皆大欢喜了，要是找不到呢？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他真是幸运的人，我们到了映秀镇，总是能遇到那些寻找亲人的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最终是没能找到自己的亲人，有的是找到了，但是人已经没了，那种悲痛、那种伤心和绝望，我都不会形容。每当遇到一个找人的，我就想，但愿老天爷能让他们团聚，哪怕是受伤了，哪怕是经过千辛万苦给活着挖出来也成啊！

    在灾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动人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和生命有关，所以格外能刺激人的灵魂。我们在那里，看到最多的是伤员、尸体、废墟，每天都有余震，经常下雨，到后面几天，尸体的味道弥漫起来，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味道，从来没闻见过。拍照片是我的工作，但是怎么拍我可以选择。可能是我的个性的原因，我会愿意去拍那种能让人感受到活着的希望的照片，我觉得在对一场灾难的记录中，仍然需要有一些阳光。而且，我真的从灾区的很多人幸存者甚至重伤员身上感受到生命的力量，那种顽强的、执著的求生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人性中向上的东西，这些东西应该被记录下来，我认为这样的东西和短暂的感动比较起来，相对永恒。

    我举两个例子。这是两个非常打动我的人。

    一位是一名来映秀镇打工的、50多岁的老爷子。我在拍救援队的时候，有个当地人问我，你是记者吗？我说是。他说你应该去报道这个人。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就是这位。挺不起眼的一个人，一直跟着救援队的人一块儿忙。这个人说，他从震后一直在救人，当时还没有专业救援队进来，他不是本地人，也没有家人在这儿，他本来可以走的，有些没受伤的本地人都走了，他也没走……我从这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人，到最后我们离开映秀镇的时候，他还在，还在忙。我觉得这就是了不起的人，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宣传的人，对于映秀镇的人们来说，他就是个外乡人，跟这里的人无亲无故，但是这种特殊的时刻，他能做到的这些，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呢？他肯定知道留下是有危险的，但还是这样选择了，这就是人性里面非常美好的东西。也是我们一度感叹现代人正在逐步丧失的东西。

    还有一位女子，她是我的一张照片的主角。她蹲在一片废墟上，那是一栋七层高的楼房，震塌了，剩下的高度连两层都不够。她蹲在那儿刨来刨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很有目的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她好像找到了，挺高兴的样子，从瓦砾堆里刨出来一对耳环，高高兴兴地给自己戴上。我拍的照片，就是她正在戴耳环。我不知道她的姓名，看上去她也不是很年轻，但是她找到了耳环并且戴上那一瞬间真的很打动我，让我觉得她很美，虽然她脚下是一片废墟。这张照片我自己特别喜欢，我觉得我看到了一种发自人的内心的、对生活、对幸福的爱和向往。也许在一场天灾面前，生命非常脆弱，但是只要没有失去生命，还有生存的可能，人就会去追求更好、更美的生活，这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支持着人类能发展能进步的动力。我觉得这是在灾区这段时间常常阴云密布的天空下的亮色。

    因为能看这些，我觉得我在灾区的采访并不是阴郁的。那里的情况确实特别让人伤心，也特别惨烈，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理性，告诉自己，灾难已经发生了，逝者不可追，而活着的人们，需要继续活下去并且重建家园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别人能给予的，而是每个人必须自己从心底重新建立的信念。我们这些媒体工作者，其实有义务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这种信念。所以从灾区回来之后，我特别不愿意看到那种悲情的报道，特别不愿意看到很多记者的眼泪，我能理解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在最初刚刚遭遇这场浩劫的时候，会有发自内心的心疼，但是，我们也应该是最先恢复理性的人，眼泪不能挽救生命，就像眼泪不能重新给受灾的人们一个家一样，我们能做的，除了哭泣之外，还有更多。

（来源：安顿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