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摄影记者崔峻：这是我的记者生涯迄今为止最传奇的一段，但我宁愿没有它……

    我回来好几天了。我没再看过电脑里的这些照片。如果你不要求我按照我的照片拍摄顺序来回忆那些天在灾区的采访经历，我可能还不会去看它们。我不脆弱，不是不敢看。要是不敢看，当时就不能拍了。不能用“不敢”这个词，要说有心理负担，也是不忍心，“不忍”，比“不敢”要准确。你不信去问那些回来的摄影记者，感觉应该跟我差不多。这些东西都在我脑子里呢，不用闭上眼睛，只要静下来，就像放电影，所有的画面，拍下来的、没拍下来的，都在我眼前，流动的。还有声音，那些声音越来越响，是以前没听见过的、好莱坞灾难电影模拟不了的声音，不仅是天崩地裂的声音，还有人们呼救、互相呼唤、嚎哭之类的声音，混在一起，那种对人的刺激，我不会形容。回来之后总有机会喝酒，哥们儿、同事把这个叫做“接风”也好、“压惊”也好，坐在人堆里，我就喝呀，喝着的时候也走神，走神走回到前面那些没吃没喝的日子，我就想，我还活着呢，活着回来了，真好！

    然后，就是“可是”。可是，那么多人死了，就是顷刻之间的事情，完全没有准备，完全没人通知，人们本来按部就班地生活，该上学的孩子在上学，该上班的人在上班，有的人可能正准备婚礼，也有女人马上要生孩子，有的老人到了那个时间可能正打个小盹儿……忽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非人力可以抗拒。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很荒谬，真的，我们小时候都喊过人定胜天的口号，可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面前，人是多么弱小和被动，你说，人真的能胜天吗？我这么问，也许是因为我忽然领略了命运中有一些时刻，其实非常令人悲观。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种力量，就是能在那些悲观的时刻，给自己找一些理由乐观地活下去。从灾区回来，我从心里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好多和我一样的人，都很幸运，这种幸运是因为能拥有生命、健康和平安，在这些之外，还能有机会、有大把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找自己爱的人，这样的人生真奢侈啊。

    到灾区之前，完全没有对那里的想象。一点儿也没有，也想象不出来。5月12号我还在拉萨，刚刚结束了奥运圣火珠峰转递的采访。我和《北京晚报》的张宏江在5月13号早晨从拉萨赶上了当天唯一一班从成都转飞北京的小飞机，在机场被人轰着、挤着上去，那感觉就像春运期间赶火车。

    到了成都直奔都江堰。我们遇见的出租车司机是个56岁的老哥，一听是北京的记者要去灾区采访，就说不收钱了。可是他也只能把我们带到那儿，不可能继续往汶川走，想走也没戏，没有路，路都断了。我和张宏江没商量，俩人挺默契，都觉得必须到震中去看看。别问我是不是想当英雄，当第一个深入震中的记者，我敢说我们俩谁也没想这个，当时的想法特简单，就是既然来了，就必须去看看，要不干吗来了？当了这么多年记者，这种发现哪儿有事儿了赶紧奔过去，成了本能，不需要动脑子想。这么决定了，我们就必须要轻装，据说要走40公里，才能到汶川县城，不能有太多的行李。我以前喜欢登山，好多年前玩儿遍了北京的野长城，算是有一点儿野外生存经验。当时还有没震坏的小铺子开着，我买了几瓶水、方便面，还有一袋盐和一瓶白酒。盐太重要了，脱水的时候，盐能救命，白酒可以驱寒还可以消毒，那边挺冷的，那些日子总是下雨，我半夜里经常冻醒了，来一大口白酒，慢慢热乎起来，那感觉跟在北京呼朋引类喝大酒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觉得酒真是好东西！

    还说这个老哥。他姓黄。我就知道他姓黄，留下了他的手机号。我们减轻了装备之后一人剩下一个摄影包，其他东西都留给他了。给了他名片，说回来给他打电话取行李。黄老哥说，等你们回来了，请你们吃一顿好的，接风！都江堰挺惨的，好多震塌了的房子，我们将要开始的路是从那儿深入到震中映秀镇，和逃难的人方向正相反。黄老哥没说他担心，但是后来我明白他其实也有那个意思，就是，但愿你们哥儿俩能活着出来。所以5月18号我们回到成都之后给他打电话，他乐坏了，才半个小时就赶到我们住的地方，带着我们的东西，还有水果和烟，他说16号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消息，他到电台广播寻人，寻也是白寻，不可能找到我们的。那时候他真以为我们回不来了。

    我没想过回不来这个问题，来不及想，想也没用。到了那个时候，只能随遇而安，自我保护是必需的，保护成功不成功，就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既来之则安之。张宏江其实比我好，他特冷静，搞艺术出身的，可能一贯就是那样，跟脑子迟钝似的，一迟钝，就不容易害怕。他说他没害怕，我觉得他没说实话，怎么可能不害怕呢？就我们在路上那一夜，说不害怕肯定是装的。不过要说害怕，也就是那一夜，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公共信息，路上遇见的老百姓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传递出来的信息也是特别吓人，加上余震不断，好像不远处就天崩地裂似的。

    我们碰见了一些逃出来的人，很惨，有伤员，也有幸运者，他们都在劝我们不要进去。越是这样，我们倒越觉得要赶快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样。路上遇见了一个杭州人，这个人让我挺感动的。他是去找老婆和女儿。他们是来这边玩儿的，在映秀镇有熟人，老婆孩子就过去了，结果正赶上地震，不知死活，一定要找到。还有一个自贡的小伙子，在这边打工的，地震的时候正好在外面，现在要过去看看自己的老乡们怎么样了，看看能不能救他们出来。当时往里走的人几乎没有，我们遇见了，就搭伴走。还有回家找亲人的几个人。走到一个山崖边上，走不成了，余震非常厉害，还有大石头从山上落下来。我们走的路越来越窄，一侧是山，一侧是江。

    张宏江说要连夜赶路，我说不成，我们的头灯看不了太远，雨下得很大，动不动就从山上往下滚大石头，听得见不远处轰隆隆地响着就是什么又塌了，我说不成，夜路不能走了，砸在半道上，就什么都干不了了。跟我们同路的人，这时候也不敢再走了。

    我们比较幸运，有一辆被抛弃的旅游大巴士停在路边上，砸歪歪了，玻璃也碎了，但是停的位置还不错，距离山脚有20米左右，估计大石头滚下来也砸不着，我们从破了的玻璃窗爬进去，在里面过夜。那一夜够闹腾的，路上遇见的这几个人一听见有大动静就爬起来跳车，我和张宏江老老实实在里面坐着，跳也没用，真跳下去了，也没地方跑。那一夜很长，有种坐以待毙的感觉，精神高度紧张，所以时间过得特别慢。

    我们是天亮以后才接着走，这一夜过去了，心里反而有点儿踏实了，好像也适应了。那时候没看见震后的状况，还不知道这场灾难到底有多大的破坏性。我们在14号上午到了映秀镇，想继续往汶川县城走根本不可能，没有路了到了16号我们才知道，映秀镇就是震中，比汶川县城惨多了。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大规模的救援还没开始，但是那个地方的惨状真是让人看不下去，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尸体，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们在漩口中学的一截断墙外面找到了当地人搭的窝棚，人都不在了，剩下一些破床板，挺大的，我们开玩笑说找到了“三室一厅”。

    说起来还在灾区做了“贼”，没办法，从旅游大巴上离开的时候，我把座椅套都拆下来带走了，还带走了一件满身油泥的破大衣和一件旧夹克，当时觉得肯定有用，破衣服也能御寒，万一受伤了，座椅套能当绷带用。后来我们没吃的，到处找，像乞丐。张宏江弄来山泉，我们这个队伍里也有当地人赶回来救家人的，认识自己家的房子和地，找到了地方，从废墟里往外扒吃的，这样我们居然有了几瓶啤酒和一些土豆，还有了半瓶油。这样算是混上了一顿饭，土豆煮熟了吃，还不错。报社不是发过一条消息说我有可能遇难吗？那之后有一个被救出来的人又说看见过我在那儿煮土豆吃，说的就是这顿饭。我们用的碗值得说一下，是吃完了方便面之后的那个纸碗，我和张宏江把那个破碗认真地包起来背着，互相指点说要保证卫生，万一什么时候能遇见一顿热乎吃的，这个碗可就用上了。

    然后就正式开工了。开工以后的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真的很难受，照理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干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我也知道，摄影记者，你的责任不是坐在那儿哭，而是记录下你看到的一切，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更多看到你的报道的人，来帮助这里的人们。这些道理都懂，但是感情不受控制。生命何其脆弱，我们住的窝棚边上就有遇难者的尸体。我去拍小学校，一面墙倒下来，下面的孩子……你无法想象，也不要去想象，那会让你特别难过，我是亲眼看到的，我难过。摄影记者干活儿的时候不能掉眼泪，眼睛花了，焦点就软了，我要控制我自己，这是我后来经常在心里对自己说的话。

    在我的采访中，有几次，我真是很激动，那时候情绪容易不稳定，后来张宏江说我“狂热”，可能就是说我控制不了自己。

    一次是拍“认尸”。地震的时候孩子们还在上课，所以小学校的大部分孩子都没跑出来。有的孩子已经面目全非了。孩子们的小尸体摆成了一片，让他们的家长来认领。有些能认出来，有些认不出来，有些孩子的家长也不在了，有些家长本人就是伤员。我现在坐在这儿，眼前马上就会出现当时的情景，自己生养的孩子，一瞬间就成了这样了，你要把他从死人堆里找出来，把他抱起来，把他送去火化或者埋了，连同你以前对这个孩子的全部希望和爱都埋掉……我拍不了。    这是我当记者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举着相机，力不从心，拍不了。我到了现场好几次，离开了好几次，每次都没拍，跟神经病似的，折腾，心里憋得慌。一直到下午了，我知道我必须要发稿了，才走过去，赶快拍了，赶快跑掉。要说心理承受不了，当时是真的承受不了。那时候我觉得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摄影记者。好多记者喜欢卡帕说的那句话，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距离不够近，那天我知道，我的物理距离足够近，我不能超越的，是人的感情。

    还有一次是拍那个被救出来的小伙子蒋雨航。真是太神了，他妈妈从贵州来这里找他，就为了能亲眼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活着，我正好在救援现场，他妈妈过来打听儿子的消息，人家就告诉她了，这个就是，正在挖的这个，就是你儿子。那个过程有80多个小时，他妈妈就在边上陪着，一直叫着她儿子的名字。后来这个孩子得救了。我给他们拍了好多照片。后来我想，你说父母和孩子是不是有一条什么特别的线路是紧密相通的？肯定有。

    在映秀镇那些天，经常能看见一些特殊的留言板，一块破纸皮，上面写着某某某，我们到哪里哪里去了，你看到这个留言就赶快来找我们之类的话，挂在树上、断壁上，人在这种时候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个某某某，还能不能有机会看见这个留言。有的人遇见我们，就让我们给家人报平安，手机没信号，知道我们要走，写好了纸条让我们到了成都给家里打电话，他们不走，留下来参加救援。我和张宏江都帮人打过这种电话。我觉得这些人很了不起，他们得救了，他们没跑，他们去救人。

    还有一个感动，就是降半旗。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中国第一次为死难的普通人降半旗，而且一连三天。那天我去成都的新政府大楼前面去拍降半旗，保安不让靠近，我就在马路对面拍，当时心里特激动，觉得这个国家真是越来越人性、越来越牛了！

    回来之后我看过很多人写到发生在灾区的感人故事，那些事情无疑都是感人的，都催人泪下。很多记者在不厌其烦地让幸存者讲述自己的感受。很多人说，因为这样一场灾难，让我们这个民族变得更有凝聚力，也激发了人们心中向善的一切，原本让人失望的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疏离被一种同胞之间的情感所代替，人终于变得像人了。这很好，肯定是好的，但是作为从那个现场回来的人，在目睹了那一切之后，我宁愿有更好的方式能让现在的人懂得这些，而不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千千万万个家庭在一瞬间倾覆，你说这是不是就叫做惨烈？如果我都觉得回忆这个工作过程是痛苦的，那么让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人、失去了一部分肢体的人去回忆这段经历，是不是很残酷？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记者，也是一个残酷的职业。

    我知道说这种话没用，但我还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虽然，这是我的记者生涯迄今为止最传奇的一段，但我宁愿没有它，如果能换来所有的人平安。

（来源：安顿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