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远嫁昆明的会泽女子，一位28岁农村妇女，一位5岁男孩的母亲，一位有8个月身孕的孕妇。在胎动消失2天后，于10月25日，到镇上医院定期孕检为胎儿已死，后转院到昆明，但经历8个小时的辗转才被接受引产手术救治。期间，她被四家医院拒收，而其中三家医院医疗水平可以称得上昆明市知名的三家医院。(12年10月27日《都市时报》）

　　“难道昆明市缺医少药？”笔者带着这样的疑惑读完报道。在2003年关于医疗卫生在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事非典疫情，一件事就是更中国政府一项宏伟的计划随即在当年出台：用8年时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虽然现在不能说农村医疗已经尽善尽美，但是基本解决了缺医少药的局面，笔者童年在山区农村度过，目睹过那些因缺医少药不能及时医治而导致残疾甚至死亡，那时这样的事件不足为怪，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今天甚至在昆明市知名的医院应该不会有人信，然而事件中主人公赵琴芬却真的遭遇了被拒之门外的残酷现实。
    有病看大夫看病到医院在自然不过了，因为医院是以向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为主要目的的医疗机构。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患者和伤员，也包括处于特定生理状态的健康人（如孕妇、产妇、新生儿）以及完全健康的人（如来医院进行体格检查或口腔清洁的人）。

   笔者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这位高危产妇情况特殊，医院设施简陋，致使群医束手无策，还是像人们猜测的那样，医院担心出现医疗纠纷，不敢收治这样的病人。但是无论如何，当事的三家医院没有履行医生救死扶伤的职责，将患者当作一件可以随意甩开的包袱，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他们就应该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

    他们拒绝就医的理由是：医院已不做引产手术了；没有“引产药水”为由，拒绝对他们进行引产手术，“并告诉我们，官渡区病人不归他们管”；“没有床位”；没有引产药水，无法做手术”。三种理由三张面孔似乎都是冷冰冰的，也许这都不成其为理由。那么此前医生所说：引产手术风险大，一旦出事容易引发医患纠纷，恐怕就是唯一的解释。

   笔者有些忐忑，甚至有些惶恐，因为我们从昆明三家医院的行为，隐隐约约感到医院在首先评估患者入院后是否会产生纠纷决定医治为先决条件，从医院的角度在解决医患矛盾，而多家医院的雷同做法似乎在一种暗示下互相联动。显然医院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医疗服务和业务水平，而是将患者先放在“纠纷危险”的位置有选择的依患而医，笔者更担心的是此类无医德做法，恐怕不只有这三家医院存在，现象也不仅仅昆明市才有。

    对此笔者不得不强调，医院作为社会公共医疗的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全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责任重大，所以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不能像蔬菜早市选择性的购买。医生辛苦，医院因医患关系屡发矛盾时常被推到风口浪尖也是事实，但是医院总不能因为自己在收治病人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医患纠纷，就将危重病人拒之门外吧？

　　笔者不怀疑，医患矛盾激化所引发的“医闹”现象已经成为医院最为头疼的问题，正如业内分析所言，这三家医院不敢收治赵女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害怕惹上医患纠纷，而不是他们自己所说的医疗药品和床位不足的原因。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定和职业道德，难道因为害怕惹麻烦，便将自己的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抛诸脑后？可以说，这三家将危重病人推给其他单位的做法与草菅人命又有何区别。

　　医院担心惹上医患纠纷固然没错，但是不能以把病人拒之门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做非但不能使医患关系缓解，还会造成更大的矛盾。或许这样的做法可以减少一两起直接的医患矛盾，但是人要问这样的医院还能称其为救死扶伤的医院吗？医生还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吗？医院应该把精力放在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下功夫，将患者作为人，而不是赚钱的工具，更不能将患者视为是腐烂的瓜果梨桃随意抛弃，这不是解决医患矛盾，而是怕惹祸上身，是将医患矛盾升级。

    目前，社会也在呼吁在就医的过程中，我们的患者家属也应该听从医护人员的指导，克制自己的情绪，做到理性就医。只有医患双方都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才能做到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首先，医院要自律、先行。

    事件中具体问题表现在医院，但根子在地方医疗管理部门，他们或许没有红头文件明令，因为没人敢如此胆大妄为，但“便宜行事”的暗示通过各种管道将领导意图传递到每个医院，这样的行为恐怕要比医患矛盾本身更有危害性。文/随意【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