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别忘

刘诚龙

抗战之初，曾有高调派与低调派。么子叫高调？就是主战的；低调的便是主降的？我可没这么说。如一些新进士所说，唱高调的，未必是爱国的，由此推论，唱低调的，未必也是爱国的。爱国与不爱国，有时还真不能以高调与低调来分。比如胡适，最先是“低调俱乐部”人员，唱低调的——什么是低调俱乐部？且容百度剽窃一下：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花坊下华堂华彩地建了大地下室。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始，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外间战火纷飞，里面香烟缭绕，吞云吐雾不忘吞词吐句，讨论时局，预测战局，测的结局是：不战苟生，战是找死，不战或不胜，“战必大败”。这是什么组织？给沙龙式组织起好名，是胡适拿手戏，胡公便给这个花园式洋房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一个非正式名字，叫低调俱乐部。

这名称起得质量几何？鄙人心痒痒，跃跃欲试也想作胡公分分钟之一字师：俱乐部改为俱苦部，或更贴时局。人民亡战火，铁蹄踏江山，乐从何来？我以为改得好，其实好个屁：人家在花园式洋房里，抽抽烟，聊聊天，喝喝茶，忧忧国，乐兮乐兮复奚疑？还是胡公水平高，叫低调俱乐部，更贴切。

其时有位叫邹季异者，经里名字有点不传（真个位卑），不晓得邹兄是高调派还是低调派，推想来，也许高调低调都不是，是悲调派——这个词也不准确，要更准确给邹兄定位，可叫愤调派。依据呢？且不说依据，单说邹兄说史。

邹兄说的是甲午海战史，他用了论史新武器，即比较史论。甲午海战与民国抗战，同异何在？邹兄从战斗精神、物质发展、政治实态、军事装备、国内治安及国民教育等等，一一比对，得出结论却是悲观的：“天兵打仗，凡界遭殃，吾民早已不堪其苦，此又未见比甲午时期高明之处。”

邹公论甲午海战与民国抗战之经济：“除却比以前多了几条马路，几座洋楼（确实，比如低调俱乐部花园式洋楼，就是比甲午时期多出来的）”而外，“实在无任何惊人的进展”；邹公说，甚或：“经济的落后，比甲午时期更明显。”此说非愤青愤言，大清GDP曾占世界经济三分之一呢，比当今美国所占份额还大，民国时期对世界经济贡献更大么？

邹兄论民国教育，或是愤青言（纵我不这么说，公知定然如此认为）：大学教育，经费短绌，教授面有菜色（不是说民国教授蛮滋润呐），“到处兼课，既失‘士’与‘儒’的身份，且又有大乞丐气象。”乞丐气象？邹公指的是跑课题？还是说是跑老板顶层楼搞讲座？“神圣的教育能不破产？能不视为逐鹿谋食的工具？这又是不能比甲午时期更乐观的一点。”

战争是全方位之对决，却唯军事最重，军事又如何？“水里的潜艇还是与甲午时期一样等于零，海上的军舰大部分还是甲午时期的老船，军人的枪炮一半还是甲午时期的破家伙。”战争，军事最重，军事又决定于甚？决定于政治也。邹公是民国人，对民国政治何体验？（体验非观感，后来身非民国者，观感很好呢）：“民国以来，督军与督军战，督办与督办争，以致主席、司令、委员之类，可以说是截至‘九一八事变’的前夕，甚而至于最近的现在，仍在勾心斗角，捣乱火并。”

读邹兄比较史论，“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民国之高老庄（居高位之老爷们所居地），还唱著甲午前的歌谣。这状态蛮好啊，正好符合有大v所倡呼的“忘记过去”。都是记得旧模样哒，老破车照旧开，老军舰照旧摇，老板楼照旧晃，老爷烟照旧抽，老爷们照旧在“勾心斗角，捣乱火并”——都是“记着”之模式嘛，怎么说进入“忘记过去”状态呢？

您有所不知，这般模样，确乎是什么都是记住如旧，但甲午到民国，有一件大事，“主席、司令、委员”之类给忘了，那就是甲午海战。天朝大国曾被人打得多惨，打得多疼？打得趴地上满地血，满地牙；打残了，被踏上一脚，再被人呸一声“东亚病夫”，如此惨痛，好像当时也有人刻苦铭心嚷嚷喊疼，不忘国耻的口号喊得山响，励精图治的标语刷得满版，似乎真要撸起袖子干一场。

干了吗？经济是除了增几栋“低调俱乐部”洋楼外，按邹兄所说是无甚进展；军事上呢，“甲午海战所犯的一切毛病（如割据自雄、缺乏实干和牺牲精神）……没有把这些毛病医治干净”（民国人沈伯展语）；尤其是老爷们，伤疤没好忘了疼，身上还打着绑带，却唱着后庭花，搂着交际花，打麻将去了，听京剧去了——金瓯缺，菊花残，慈禧太后京剧听得入迷。说起慈禧太后啊，她忘性是最大的。她也曾有过最是仓皇辞庙日，狼狈如丧家犬往废都奔，而一日胡汉三又回来了，她便忘了甲午，忘了圆明园被火烧，拿着海军军费在颐和园耍子，如用心处有，是“勾心斗角”，与“司令、委员们”一是乱捣糨糊，一是捣乱火并。

果然是“忘记过去”。这般忘记过去，自非新进所谓之“忘记过去”，新进意思是，不要记着与日本的旧账。顺便说句，大V不是一切都要叫人忘记过去，中国历史的苦难，千万不能忘记。说得真对。忘记过去，苦日子多半会重来。现在问题是，甲子年不能忘记，甲午年何搞又叫人忘记呢？内凶给国民造成的苦难，不可或忘，外寇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何搞非得叫人忘记呢？难解——大V理论，一般是难解的。

外寇给国民造成的苦难，不用大v嚷，大人与大v同，不让忘也自忘。甲午之役，是在十九世纪末叶，沈阳之变，却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相隔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一个甲子都没有，胡汉三又来了。甲午年给中华造成灾难者，又是他，再来给中华造了深重深深重的空前之劫。史学家翦伯赞痛哭道，“五十年的时间飞速地过去了，假如我们不是又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谁会想到一八九五春天的紧急？”正因为我们忘记了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紧急，故而有一九三七年夏天的紧急。忘记了过去，有无未来？八年抗战的现实是没有静好岁月了的。忘了记，不长劲，有亏吃——忘记了过去，过去又重来了。

大V叫我们忘记过去，若没领取美元与日元来说这话，可能的是基于对公理的信任。如今不是强权世界，而是公理通行，一国对另一国不会动辄动武了。对不对啊，民国史家可能比我们看得清楚：“国际间尚强权而不重公理，此为历史上明告我之事实。”此为历史上明告我之事实，还是现实明告我的事实？嗯，或真不一样了，历史上，或是东餐叉子吃人肉，现实上，或已变为西餐叉子吃人肉了。

你别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公理，在过去这是不遮拦的，现在呢？可能有点云遮雾罩了：是公理里面出枪杆子，还是枪杆子里面出公理？不管是公理里面出枪杆子，还是枪杆子里面出公理，有一点还是不要忘：公理与枪杆子多纠缠着，难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