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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的文字，剔透的人性

         ————《受戒》浅析

            明月灿寒

作者及背景：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其散文《端午的鸭蛋》和《胡同文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汪曾祺的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多表现美与健康的人性，他对新时期小说最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散文化的小说文体。他的小说近似随笔，随意洒脱，亲切自然，同时还注重气氛的描摹。

《受戒》，这是作家汪曾祺十七岁那年，抗战爆发时，避难到了一个小寺庙里住了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最早曾以《庙与僧》为题在上海《大公报》发表，1980年才重新写成了《受戒》

《受戒》讲述了一个南方小镇，和尚小明子和小英子的懵懂爱情。小说在对和尚们的生活习俗作了充分的铺叙后，又以小英子家为中心，展开了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它是一篇饱含诗情的小说，表现的是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受戒》有着一种内在的欢乐，浸润着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现世主义精神，是一首人生的赞歌，赞颂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小说描写的内容包括和尚们的宗教生活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两部分。和尚们的宗教生活是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或者说世俗性的。聪明漂亮的主人公明海出家，是因为当和尚也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它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将来还可以还俗娶亲。而寺庙里的生活方式也确实如此，在荸荠庵，和尚们过着很清闲的日子，连早课、晚课也不做，只是敲几声磐，然后挑水、喂猪。只一个老和尚最守规矩，他是吃斋的，但过年时也破戒。仁山是“当家的”，掌管寺庙里里外外的俗务。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三师父精明能干，风流倜傥，能玩牌。

在对和尚们的生活习俗作了充分的铺叙后，作品又以小英子家为中心，展开了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

《受戒》这个题目是带有反讽性的，“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明海在受完戒与小英子划船回家时，两人表白爱情，把船划进了芦苇荡。小说结尾处以写景暗示了性的成熟。

艺术特点：

１、散文化的笔调是这篇作品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这从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可以看到。从人物塑造来说，作品并不着力于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而是努力捕捉能够表情达意的人物的神情、动作和话语，从而折射出人物的心灵世界。这种散文化的笔调最主要地表现在结构上。汪曾祺小说的结构如行云流水，自然随意，没有我国传统小说那种有头有尾、情节曲折、故事性强等特色。《受戒》虽有情节，却又不以情节取胜。浓郁的民俗风情和地方色彩给作品带来了独特的风致。庵赵庄善良的习俗熏陶了两个小男女对现世生活的热爱，而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则铸造了他们自由恬淡的天性。

２、语言亲切自然，素朴、雅洁，被称为“诗化的小说语言”。小说通篇使用口语化的叙述，多用短句，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名词的堆砌，让人觉得像是在读诗。简单的对话，十分契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精当地刻画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叙述的语言也很生动，如写人物：“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多是短句，多用逗号，语言短促、有力。词汇、句式明显有着书面语和文言的色彩，但这些都在口语体的叙述之中，故能显得自然、活脱。http://s2/bmiddle/001QnIu7zy6HslfTqKZe1&690

   具体来说：

① 多用准确的动词。

② 少用华而不实的形容词，要用也是贴切朴素的。 如写小英子娘眼睛“清亮亮的”，衣服“格挣挣的”。 

③ 抓住人物性格特点配以相应的用词。

④叙述用语有文言色彩，古朴老成。 如：“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也富有地方色彩。

⑤人物对话讲究情味、趣味与准确。 如小英子与明子的几段对话，见性见情见真人，尤其是最后小英子求爱那段，直似文字中有人，呼之欲出。

⑥小英子一家对明子绘画的评价，各各符合人物性格。

《受戒》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影响、文体意义和它在中国20世纪小说散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首先，它不但没有一个集中的故事情节，而且很不像一篇真正的小说，更像一篇散文。小说的开头刚一提到出家的明海，马上就笔锋一转，大谈当地与和尚有关的风俗，后来，干脆讲起了小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至于作品标题所说的“受戒”，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出现，而且还是通过小英子的视角来写的。

其次，作家不是在描写现实，而是在抒写理想。而这个理想，竟然是庵不像庵，寺不像寺，既无清规，也无戒律，当和尚的可以杀猪吃肉，可以娶妻找情人，可以唱“妞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这样粗俗的乡曲。然而，人们也发现，汪曾祺笔下的明海聪明善良，小英子美丽多情，两个天真纯朴的少年并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们的童心充满诗意，充满梦幻色彩，成了作家“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的象征。进而人们又发现，这种以“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追求“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正是民间艺术中弥漫着的自然神韵，正是传统文人苦苦追求的美学理想。而这一理想自“京派文学”没落后，已经不见踪迹。

于是，在汪曾祺之后，随着“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兴起，在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和反思，对小说文体进行大胆地革新，以及突出小说本身的文学特质等，都成为了一股潮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汪曾祺的小说连接了被中断的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小说”传统，是“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个大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鲁迅、沈从文、张爱玲之后的一个成就卓著的作家，给后来的写作者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