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期待常态化

（编导：忆梓  撰稿：忆梓  摄像：王凯  朱志刚  主持：冯莉  制作：芮又铭   编审：桂林）

（2012年7月22日  武汉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政协论坛》栏目播出）

（导视）2012“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电视问政日前落下帷幕，此次电视问政再次成为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电视问政为何引起广泛关注？如何建立问政的长效机制？今天的《政协论坛》，我们共同探讨。

（主持人）自去年“电视问政”采取直播，并邀请市委常委、副市长等“重量级”官员以来，该节目反响强烈，并引起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前不久，2012“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电视问政，刚刚落下帷幕，电视问政再次成为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解说）这次电视问政共有五场，主题分别是：尽职保安全、管理保秩序、责任促成效、规范促和谐、发展惠民生。依次关注了小餐饮整治，部门职责清理；出租车营运，三大火车站及客运站周边环境整治；湖泊保护与污染治理，保障房建设质量；违法建设，工业流程审批和新城区工业化水平不高问题。电视问政旨在考察相关承诺部门是否完成“半年要有明显改观”的目标。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胡志强，副市长胡立山、秦军，市政协副主席、国土规划局局长张文彤等市领导坐上问政席。总共曝光70多个问题。

（解说）问题曝光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阮成发，市长唐良智等领导亲自带队，现场调研处理有关问题，大多数问题第二天就被快速处理或进入处理程序。除现场问题外，热线电话还接到超2000多个市民的诉求，官方微博等也收到大量市民互动信息。问题将转到相关部门一一进行处理。

（主持人）电视问政在督促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方面，确实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电视问政一年只有一次，对于市民的这种愿望和诉求，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怎么样来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来保证问政的这个常态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介绍一下嘉宾：这位是市政协常委、市致公党副主委王辉光先生；这位呢，是市社科院研究员黄红云女士。欢迎两位！两位嘉宾对电视问政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尤其咱们黄教授啊，还担任了本次电视问政的现场点评嘉宾。那么两位对电视问政有何评价呢？

市社科院研究员 黄红云：电视问政呢，本来它是一个媒体，它利用的是媒体这个平台，但它问的是一个官员和市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管理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它变成了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民主在社会推进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新的形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

市政协常委 致公党武汉市委员会副主委 王辉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栏目。好就好在第一是好看，非常有看点；第二个是好在这个参与性非常强、互动性非常强；第三个好，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喜爱这个节目，愿意参与、愿意把自己的心声，通过我们媒体来表达出来，参与我们武汉市的城市管理创新，参与我们城市建设。这个参与性非常强、互动性非常强，我说这个节目是非常难得的节目，非常好。

（主持人）在直播当中啊，我们能够发现有些官员比较紧张，甚至呢，还有些忐忑。那对于他们的这种表现，两位怎么看？

市社科院研究员 黄红云：我在现场当评论员不是爆料了嘛！我说无意中听到一个领导说，不想来、不敢来。我对他这个心态的理解，我后来用了一个“三个转换”来总结。哪三个呢？一个是角色，第二个是场景，第三个是问题。三个转换，角色换了，他原来是个领导，总在上面对着下面讲话，训的是部下，指挥的是别人，他像个老师，别人都是学生。问政的时候，他成了学生，市民成了老师。主角变成配角，这个角色转换；第二个转换，就是场合转换了。这个场合呢，原来他当领导的时候，哪有机会对着那么多市民来回答问题？现在被人监督，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追问他，这个转换，场景变了；第三个是问题变了。原来都是他提别人的问题，现在是别人要跟他提问题。是因为从一个主角变成配角，从一个原来可以主宰事情的人，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应对的人，他当然要忐忑。就像学生见老师，我不知道老师今天会问什么，我没有准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这样不安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来，所以他必须忐忑。

市政协常委 致公党武汉市委员会副主委 王辉光：这个我也跟一些参加电视问政的一些官员接触过，他们都觉得这个电视问政啊，当时来说遇到一些问题有点难堪，但是对他自己来说，那个收获是非常巨大的。他意识到这些问题来说，正是因为电视问政之后，能够改进他的思路、改变他的方法，以及来说今后啊，在工作方面他更加全面的来考虑。忐忑一点没关系，紧张一点没关系，如果说能够诚心诚意的为老百姓服务、为人民服务，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研究自己的工作、改进他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有益处的。

（主持人）通过这样的一种直播方式，把一些官员的尴尬、甚至难堪，展现在这个观众面前，似乎是比较残酷，但是两位嘉宾刚才也谈到了，对他们的工作是非常有触动，也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它和我们平时纪监部门进行的这种行风评议，效果会不会不同？比我们的行风评议的效果会不会更好呢？

市社科院研究员 黄红云：我觉得客观的来讲，这种方法让他们成长的更快，超过了行风评议。行风评议还是一个由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他们在主导的一个过程，他是主动态，他是知道每个环节应该怎么应对，他心里有数，所以他可以稳稳当当的在那里接受，有些东西他可以准备的很充分。但是问政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左右那个现场，没有办法去左右市民的嘴巴，没有办法去左右现场的评论员怎么去问他，我觉得这个难度更大一些。我相信就像刚才常委说的，有的领导在这个问政过程当中，觉得他们后来有很多的认识，教会了他一些新的工作方法。我觉得这个效果一定会比一般的行风评议让他们成长的更快。

市政协常委 致公党武汉市委员会副主委 王辉光：我觉得电视问政这个效果的话，比行风评议会更好一些，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有益的相互的互补。这个三个方面的互动吧，一个是媒体的监督，一个是政府官员的参与，领导的关注，同时有老百姓的参与，三个方面的互动，是最关键、核心的问题。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的民意，快速传达到我们的决策层面，让我们的一些小事能够发现大问题，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方法、很好的活动，这个有别于我们的行风评议，包括我们的执法监督这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

市社科院研究员 黄红云：我觉得就是官员面对电视问政的那个现场，他没有办法回避，这个很厉害的。直播，一句话讲得不好，他没有办法挽回，所以他一点尴尬的表情都被暴露在大家面前，这对他的心里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逼着他不能回避，没有办法回避，最后不得不说话算话，这个的推进力绝对超过了任何的一种方式。

（主持人）电视问政一年只有一次啊，节目容量毕竟有限，对于千千万万的市民和千千万万的公共事务而言，显得远远不够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常态的问政、问责机制？应该怎么来常态化？

市政协常委 致公党武汉市委员会副主委 王辉光：这个老百姓啊，对一阵风似的、运动式的这种管理创新，都非常反感，这个建立长效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一年一度的电视问政啊，老百姓不解渴，确实太少。这个电视问政这种形式是非常好的，除了其他的监督之外，这个媒体监督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渠道是个非常好的渠道。能不能把我们的电视问政实行常态化，比如说一个季度一次啊，一个月一次啊，甚至来说，能够广泛征集民意，让老百姓集中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集中问政，这种各种方式来进行常态化的电视问政啊，我觉得这种方式啊，对促进我们工作、改进我们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市社科院研究员 黄红云：我认为要一个长久的机制。这个问题其实从治庸问责一开始，市委领导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一边抓治庸问责，一边抓常态机制建设，这我们当时对书记的报告都很能理解。但是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一两年的时间，一个机制的建立可能还不完善，它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不到位。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任何一个机制，没有执行，等于就没有机制，所以还是执行要到位，要动真格。如果我们每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坐在他的那个岗位上，因为他的某一次疏忽，达到什么（程度），就影响他的一个饭碗的话，那就才是真正叫做问责机制到位了。

市政协常委 致公党武汉市委员会副主委 王辉光：同时大力倡导和宣传、推动我们市民运用各种渠道，特别是像网络、媒体，以及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提供的监督电话，你比如说，优化办，我们的优化办公室，有治庸问责办公室，让电话经常在媒体上公布，而且是对这种典型的案例，监督的案例进行公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