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畲（1896年9月2日～1963）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满族，为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曾留学德国，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

溥心畲之父载滢为奕訢次子。溥心畲的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澄，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畲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畲出生满5个月蒙赐头品顶戴，4岁习书法，5岁拜见慈禧太后，从容廷对，获夸“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6岁受教，9岁能诗，12岁能文，被誉为皇清神童。溥心畲幼年除于恭王府习文，亦在大内接受“琴棋书画诗酒花美学”培育。辛亥革命后，隐居北京西山戒台寺十余年，再迁居颐和园，专事绘画。1924年迁回恭王府的萃锦园居住，涉足于社会之中，开始与张大千等著名画家往来。两年后，他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首次书画展览，因作品丰富、题材广泛而声名大噪，获评“出手惊人，俨然马夏”。1928年应聘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执教，返国后于北平国立艺专沐雨春风，其后又与夫人罗清媛合办画展，再度名震丹青，被公推为“北宗山水第一人”。1932年，溥仪在“满洲国”当了伪皇帝，溥家兄弟趋之若鹜。溥心畲却拒任伪职，并以一篇著名的文章《臣篇》痛斥溥仪“九庙不立，宗社不续，祭非其鬼，奉非其朔”，继而怒骂这位堂弟“作嫔异门，为鬼他族”。

溥心畲天资颖悟，用功又勤，因此虽然在比常人更多不利因素的压力下，他仍有极高的文采与艺术成就展现。他自许生平大业为治理经学，读书由理学入手及至尔雅、说文、训诂、旁涉诸子百家以至诗文古辞，所下功夫既深且精，因此不免视书画为文人馀事。这使他毕生未能将全付创作精力投注于绘画之中，然而这虽是他的不足，却也因此使他的画风露出一种高雅洁静的人文特质，为常人之所不及。

溥心畲的画风并无师承，全由拟悟古人法书名画以及书香诗文蕴育而成，加以他出身皇室，因此大内许多珍藏，自然多有观摹体悟的机会。他曾经收藏一件明代早期佚名画家的山水手卷，细丽雅健，风神俊朗，俱是北宗家法，一种大气清新的感觉满布画面，溥氏的笔法几全由此卷来。因此其所作山水远追宋人刘李马夏，近则取法明四家的唐寅，用笔挺健劲秀，真所谓铁划银钩，将北宗这一路刚劲的笔法──斧劈皴的表现特质阐发无馀，并兼有一种秀丽典雅的风格，再现了古人的画意精神。

观察溥心畲的作品时，在画面上的任何一个部位，无论在表现的技法、形式、以及意念上，那种文人心灵、鱼樵耕读与神趣世界的向往，还有远承宋人体察万物生意，与自然亲和的宇宙观及文化观，皆可谓完全谨守传统中国文人精神本位﹝农业社会的文化结构﹞，而拒绝了与现代世界﹝工业社会之文明结构﹞沟通的可能。然而他的书画作品却并未落于古典形式的僵化，而有其生命内涵的真实与精采，只因他的世界本来如此。

从溥氏外在表现的艺术形式上来看，他似乎并没有较新颖不凡的创见。然而艺术的创造性并非仅著眼在外在形式上的考量，赋予旧形式之内涵有新的生命诠释，则有另一层重要的创作意义，却很难由粗略的表面观察所能认知。就这点而言，民国以来的艺术史研究可谓并未给予溥氏应得之评审。

然而在时代的意义上而言，溥心畲亦代表了传统中国知识份子﹝文化﹞在面对世界新文化转型时众多反应中的一种典型﹝价值取向﹞。以溥氏的背景养成来看，即使他早年曾有留学欧洲研习西学的背景，恐怕也不会使他像徐悲鸿一样，扮演一个积极寻求改革与沟通中西文化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来自于他对传统文化中，高度的智慧与价值有深切的体悟与认同；另一方面则多少由于知识份子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冲激时，高傲自尊之本位表现。这种坚持文化道统的立场，虽可视为极端的保守主义，对感应时代的开创性上或有不足，但在另一层重要的意义而言，他却保存了一个传统时代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延续，这使得他的後继者在现代的人文精神与新画风发展得以成为可能。

溥心畲行草学二王、米芾，飘洒畅酣，他主张树立骨力，强调书小字必先习大字，心经笔法，意存体势，如此书法方能刚健遒美，秀逸有致。其小楷作品金刚经用笔意境高古，气韵生动，堪称绝妙。溥心畲不仅书画好，且从小即通诗词及典籍，晚年常对弟子说，称他画家，不如称他为书家，称他为书家，不如称他为诗人，可见他对自己诗心的看重。

来源：守艺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