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新唐书·礼乐志（节选）

欧阳修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1]，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

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1]服器〔-308-〕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鸣呼！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备具，所谓朝谨、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婚、丧葬之礼在者几何？自梁以来，始以其当时所行传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学。[2]

【注释】

[1]“亩”，亩。

[2]《通鉴》卷一九二：“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未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于身。兴于闺门，着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百十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风移俗，諴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濩》、《武》之音，具存于世，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主淫昏之主，亡国之音，蹔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可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胡注：《记‧礼器》之语）柰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斯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胡注：《论语》载孔子之言。）惜哉！”

声无形而乐有器。古之作乐者，知夫[1]器之必有弊[2]，而声不可以言传，惧夫器失而声遂亡也，乃多为之法以着之。故始求声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广，积而为分、寸；一黍之多，积而为龠、合；一黍之重，积而为铢、两。此造律之本也。故为之长短之法，而着之于度；为之多少之法，而着之于量；为之轻重之法，而着之于权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弊，则又总其法而着之于数。使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锺，然后律、度、量、衡相用为表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则推其法数而制之，用其长短、多少、轻重以相参考。四者既同，而声必至，声至而后乐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弊，声藏于无形而不竭，以有数之法求无形之声，其法具存。无作则已，苟有作者，虽去圣人于千万岁后，无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终始，而忧世之虑深，其多为之法而丁宁纤悉，可谓至矣。

三代既亡，礼乐失其本，至其声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汉以来，历代莫不有乐，作者各因其所学，虽清浊高下时有不同，然不能出于法数。至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则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说明】

《新唐书》的纂修始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至嘉佑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由提举官曾公亮领衔奏上。其历时十七年，[1]可以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到局为界，分为前后二个阶段。前十年宋祁主持编修，是诸《志》的草创阶段，宋祁则独立撰写列传。后七年主要是欧阳修主持纪、志、表的撰写阶段。

《新唐书》合《仪礼志》和《音乐志》为一，位居《十二志》之首。同时，《新唐书》新增《仪卫志》，是对唐《礼乐志》仪式音乐的补充。这些举措皆是欧阳修礼乐观的直接反映。

《旧唐书‧礼仪志》按“郊天”、“明堂”、“封禅”、“社稷”、“宗庙”、“祫禘”、“五服”、“缞裳”等类别分项记录唐历朝皇帝礼乐之事。《新唐书‧礼乐志》则是以五礼（吉、宾、军、嘉、凶）分述礼仪典章之制。《新唐书 ‧礼乐志》之《礼志》部分是《大唐开元礼》的改编和缩写。正如《云麓漫钞》卷五所论《新唐书》“《百官志》乃《唐六典》，《地理志》乃《十道志》，《礼乐志》乃《开元礼》”。

欧阳修注重典章制度，尤视礼乐为制度之要，立国之本。欧阳修倡导礼乐达于天下。他阐发论礼的卓见，有《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云：“问礼乐，治民之具也。王者之爱养斯民，其于教导之方，甚勤而备。故礼，防民之欲也周。乐，成民之俗也厚。”[2]

欧阳修重视《周礼》，以《周礼》代表的三代美政之代表，是王治的理想境界。但他并不盲崇《周礼》，以其礼制繁琐，当世政治不可效用。他始终坚持以唐代礼乐之治作为宋代礼乐之治的模式。唐代政治最高峰当为以《大唐开元礼》代表的开元礼制，故浓缩《开元礼》之精华，总结唐代郊天、祀地、宗庙社稷和朝廷等大礼及其乐仪，成为《新唐书‧礼乐志》的主要写作目的。

欧阳修论乐，也独具识断。欧阳修心目中的音乐是通天地达心灵的雅乐，他论乐：“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五声单出于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声，节其廉肉而调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不知其所以然焉。”[3]此论甚合《乐记》之“乐”、“音”、“声”三分的音乐理论，反映了欧阳修的雅乐观。

欧阳修以为，唐代礼乐之制，足以垂教行远。仁宗敕文盛赞《新唐书》所记之唐代典章制度“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4]欧阳修在《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序言说明“足取”是《新唐书‧礼乐志》重视唐代典章制度的主要原因：

其人君举动必以扇，出入则撞钟，庭设乐宫，道路有卤簿、鼓吹。礼官百司必备物而后动，盖所以慎重也。故慎重则尊严，尊严则肃恭。夫仪卫所以尊君而肃臣，其声容文采，虽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新唐书‧礼乐志》序论与《崇文总目》礼部叙论、《太常因革礼》序皆出自欧阳修之手笔，其文简重严正，其议论如出一辙，始终贯穿了欧阳修的礼乐观。

《新唐书》卷十一《礼乐志》序言盛赞三代之治乃礼乐之功，慨叹三代以下礼乐之不实：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太常因革礼》，欧阳修同判太常寺，建言编修。同修宋敏求、吕夏卿皆《唐书》局之学者。其书体例分总例、吉礼、嘉礼、军礼、凶礼、废礼、新礼、庙议八类，共计百卷一百八十五目。《太常因革礼》吸收了《大唐开元礼》的体例和仪式内容，是北宋前期四朝礼制的总结和发展。[5]

欧公《太常因革礼》序，其礼乐思想是《新唐书礼乐志论》的发展。《太常因革礼》序陈述三代礼坏之后，汉、唐至宋礼乐发展的历史：

臣修等闻昔者秦燔灭《诗》《书》，而礼乐尤其所恶。故汉兴二百余年，而郊祀之礼听于方士，乘舆所御，不过礿服。及至显宗，然后发愤太息，凿空耕荒，以有三雍七郊，百官备物，辂车衮冕，以祀天地，养三老五更于学，然后学士有述焉。汉未丧乱，永平遗文，复就湮灭，而江左学者，犹能言之。萧梁之时，日不暇给，命陆连贺玚等五人分治五礼。及至隋文，天下初合，享国日浅，亦能于兵烬之余，收集南北仪注为百三十篇。故唐兴，得以沿袭为《贞观》、《显庆》、《开元》之礼。古之君子，于战伐崎岖之中，犹不忍礼乐之废，苟有一日之安，则相与戮力讲求，其勤如此。宋有天下，承平百年，宪章文物，远迹三代，而观书于太常者，独有《开宝通礼》，得为完书。其余颠倒脱落，无所考证，至不及汉唐者，此有司失职，学者不讲之过也……

《崇文总目》叙类“礼类”也有类似的议论。今存《欧集》保存《崇文总目叙释》三十篇。据《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崇文总目》共四十六类，其小序多出欧阳修之手。《四库全书》称“定着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于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上之，赐名《崇文总目》。”

《崇文总目》叙类“礼类”欲以礼书书目呈现三代以下礼乐之变迁：

礼乐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备于周。三代之兴，皆数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业，画天下以为九服，上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开明堂以会诸侯，其车旗服器，文章烂然，何其盛哉？及幽厉之乱，周室衰微，其后诸侯渐大，然齐桓赐胙而拜，晋文不敢必请隧，以礼维持，又二百年，礼之功亦大矣。下更战国，礼乐殆绝。汉兴，礼出淹中，后戴诸儒共为补缀，得百余篇，三郑王肃之徒皆精其学，而说不同。夫礼极天地朝廷宗庙，凡人之大伦可谓广矣。虽二家殊说，岂不博哉？自汉以来，沿革之制，有司之传着于书者，可以览也。

从以上《崇文总目》、《新唐书》和《太常因革礼》礼乐思想，可以看出欧阳修礼乐思想发展的痕迹：通过《崇文总目》着录汉唐礼书，全面掌握汉唐礼乐制度之沿革变迁；在《新唐书‧礼乐志》中总结唐代礼乐典章制度之精华；最后将唐代礼乐制度体现在宋代礼典《太常因革礼》，实施其礼乐政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