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着。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二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之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一二之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无，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试译：

现如今录取人才，那些能强记和大量背诵，而又对文辞粗略了解的人，被归入茂才异等科、贤良方正科。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的都是公卿的备选人才。不必强记，背诵不必多，略通文辞，而又曾学过诗赋，就被称之为进士。进士中好的，也是公卿的备选人才。这二科所具备的技能不足以担当公卿之职，不需讨论就可知道。而世上议论的人，则认为我们常以此来录取天下人才，而人才中可以做公卿的人又常常出自这里，不必效法古时选拔人才的方法也可以得到人才。这也有悖常理。先王之时，用尽所能选拔人才的办法，还担心有贤能的人难以被选上，而品行差的人会惨杂其中。今天废弃了所有先王选拔人才的办法，而让天下的才子，都去做贤良、进士，那这些士子中才能可以做公卿的，当然适合作为贤良、进士，而这些贤良、进士中当然也可能碰到有才能可以做公卿的。然而品行差的，如果仅凭一些雕虫小技的学问，以此混入公卿行列，裁定他做了公卿，而后困囧于无所补益的学问，而以此被罢黜，老死于荒野，大概十有八九会这样。古时那些政府的管理者，他们最慎重选拔的岗位就是公卿。公卿的人选要是选拔对了，就可以让他自己推举其同类，得以齐聚于朝廷，各个岗位，尽得其人。而今让品行差的人侥幸而官至公卿，他又能推举同类聚于朝廷，这就是为什么朝廷品行差的人多的原因，而虽然也有贤良睿智的人，却往往困于孤立无助，不能大行其道。况且做公卿的品行差，就会推举同类聚于朝廷;朝廷中品行差的人，又推举其同类去各地任职; 各地任职的人，又各推举那些品行差的人分布到州郡，那即使是有推举官吏问责制，又能有什么作用呢?也不过是成为品行差的人的资本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等考试科目，朝廷尽管也曾担心其对治理国家无用，而后稍加强调了要义，然而收效也没有比过去好。今朝廷又开明经科目选拔，要选拔经术方面的人才，然而经术的获得，也是靠记忆和背诵，略通文辞的人就可以做到。虽与先王之意相通，但要用它治理国家，我看未必在这个科目里能选出人才。其次就是恩泽子弟（任人唯亲），学校里没有教授德行和技艺，政府考官也不考核其才能，父兄不担保他们的德行和道义状况，而朝廷就把官职授与他们，并任之以政务。周武王列数商纣王的罪行时，就说过"官人以世"“就是说，以世袭封官”。以世袭封官而不考虑其才行，这就是商纣王之所以乱亡的原因，而天下大治的国度是不这样的。还要说异地留用的问题。朝廷既然已经认为这个人丧失廉耻，才限制其进取的路。依我看把他们再留用在州县做官，使他们凌驾士民之上，这哪里是所谓以贤良的人治理品行差的人的办法?以我外出所能到的地方，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的官吏，被流放外用的人到处都有，可是能做事的人，却没有二三个，却都是需要防止其作奸犯科的人。所以古时有贤良和品行好差之分，而没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所以孔圣人还曾做过为季氏的官吏，尽管是小吏而没有损害其成为公卿。到后来有了社会地位的差别，则凡是流放外用的人，他的罪名成立，那就已自己把自己置于廉耻之外，没有什么高尚的品性。以近来社会风俗的萎靡，即便是士大夫那样的才能，本可以进取的，而朝廷也曾褒奖的礼义之士，也晚节不保，往往被引诱而去做坏事，更何况那些原本就罪名成立，没有什么高尚的品性，被朝廷早已排挤出廉洁知耻范围之外，并限制其进取者的人呢?他们面对下属坐在职位上，就会放荡乖僻，奸邪奢侈，一定会是这样。至于守卫边疆人员的选拔，我已说了失误在哪里。凡此这些都是选拔不当的缘故。如今既然选拔已不当，而任用又不问德行是否相宜，而只问其出身的先后，不论其才能是否相称，而论其当过多少官。以文学选拔上来的人，却让他管经济，已让他管经济了，又转而让他管典狱，已使他管典狱了，又转而让他管礼仪。是让一个人身经百官的职责，其人的才能当然难以胜任。让一个人做他能力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能做成事情的人就少。能做成事情的人少，那大家就都不做事。所以你让他负责典礼，他未尝以不知如何典礼而担忧，因为今天负责典礼的人未曾学过礼仪的缘故。让他典狱，又未尝以不知到典狱为耻，因为今天负责典狱的人未尝学过典狱的缘故。天下的人，都以渐渐习惯于这种教育的缺失，服从于成俗，见朝廷有什么任命，不符合资历顺序，则相互议论并讪笑，至于任命与才能不符，就没有人提出非议。况且被任命的人屡迁岗位，在其职位上都不长久，所以上司不能熟习自己的业务，下面的人不服从上级，听其调教，贤良的人则来不及把事情做成功，而品行差的人的罪过也不会全部暴露。还有迎接新官送走旧官的劳费，灭失财务账簿的弊病，还算是小的那些损失，就不足以一一悉数了。设置官职大抵都应当让其长久在其任上，而至于那些任职的地方远，所任职的责任重的，则更应该长久在其任上，然后才可以责问其是否有作为。而如今更没有久在其任的官，往往数日就迁职了。选拔本就不详备，使用又不当，干得又不长，至于任用又不专一，而又以一些法律束缚着，不能放开手脚干，我当然知道当今在位的多非其人，稍微给些权力，要没有一些法律去束缚，就会放肆恣意，而无所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却以为可以靠法律制约，自古及今，没有能做到过。即使在位皆得其人，而又以一些法律束缚着，使之不能放开手脚去干，那自古及今也没有能把事情做好的。选拔本不详备，使用又不当，干得又不长，至于任用又不专一，而又以一些法律束缚着，即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品行差而无能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就是这样，所以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只要他的资历和排序不符合，就不会任以职务，得到举荐，虽被举荐，其他人也不服。明知其无能而品行差，只要没获罪，没有被当事人举报，就没人敢以其不能胜任而辞退他，即使把他辞退，其他人也不服。他既然品行差又无能，然而辞退他其他人不服是为什么?因为贤能的人去任职，与品行差而无能的人去任职，没有什么差异。我以前说过在任用一个人时要考虑，如果他玩忽职守该如何处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教育、培养、选拔、任用，有一个环节不得法，则足以毁败天下的人才，更何况兼有这四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位的人不具备才能、草率简单、贪婪卑鄙的人，以至于不可胜数，而民间，也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就不足怪了。《诗经》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意思是：“国不是很大，也有圣贤和愚夫，官吏虽不多，也有有智慧有谋略，也有负责任会办事的人才，但还会像泉流相继败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