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着，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试译：

什么是选拔之道呢?先王选拔人才，必定从乡村，必定从学校，让大家推选认为有贤能的人，写出来告知上级并通过考察。真的有贤德有能力，再根据他的德行大小，才能高下授与相应的官职。所谓考察，并不是专指那些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来自一人之口的信息。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品德就看他做了哪些，要了解他的才能要听他怎么说，知道了他的言行，就要试试他做事的能力。所谓考察，就是要试试他做事的能力。就连尧选拔舜也不过是如此，又何况在尧之下的人呢?有九州之大的疆土，有四海之远海域，千千万万的官吏，必须有众多的士大夫那样的人才，皇上又不能一一亲力亲为去考察，又不可以只靠一个人，让他在很短的时间，考察一个人的德行和能力然后做出取舍。如果我们能考察那些才能和德行好的，并委以重任，让他能取其同类，并长久观察，发现确有能力的报上来，然后授与官爵俸禄。这就是选拔之道。

什么是任用之道呢?人的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担任的工作就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知道农民要效法后稷，工匠要效法共工。让德厚而才高的人作官长，德薄而才能低下的人作为下属。又由于在任职上久了，上司熟知自己的职责，下属服驯而又安于上司的教诲，只有这样贤能的人才会全力以赴，努力成功，不必担心事不成，功不就，品行不端的人也会罪有应得，所以要长久地任用并使用考核政绩的办法。只有如此，才能让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发挥自己的智慧去建立功业，而不用担心事情半途而废，取得不了功绩。偷巧懒惰，苟且眼前的人，虽想取信于一时，而想到杀戮和羞辱在后面等着自己，怎么敢不努力?那些无能的人，自然知道辞职躲避而去，原因就是在职位任事日见长久，不胜任的罪，就不可以侥幸豁免。他们都不敢滥竽充数，知道辞职躲避而去，哪里还有敢结党营私。谗言陷害，仕宦相争的呢?选拔详备，使用得当，做得久了，对所做的事情也就熟悉了，而且还有许多法律约束，从而使其所做的事情符合要求，尧、舜之所以能治理百官，繁荣各个行业，也就靠这个而已。《尚书》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意思是：“三年考核一次政绩，通过三次考核罢黜不贤明的，晋升贤明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尧、舜之时，其所罢黜的则只是传闻，也就是四凶混沌、穷奇、梼杌、饕餮。而其所晋升的人，则皋陶、稷、契，都是终身只做一个官职而不变，就是说所谓晋升的人，只是加给爵位，赐以俸禄而已。这就是任用之道。教育、养廉、选拔、任用之道就是这样，而当时的君主又能与其大臣，心心相印言听计从，恳诚相待，相向而行。这就是之所以作为臣子能无所疑虑，而使天下国家的大事，只要想办没有办不成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