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科学的热点，但是如何从貌似琐碎的、杂乱无章的生活细节中捕捉社会秩序，却各有路径。近年来，西风所披，中国学界也把目光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分析，史学界也不甘落后，一些学者逐渐从社会结构史转向了日常生活史。但是，贴了学术标签并不一定能真正实现学术目的。其实，西方社会学界对日常生活的转向，有一套自己的论述语境。比如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于1967年出版《常人方法学研究》（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论文集。

     在“常人方法学”的视野之下，帕森斯式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遭到反思。据加芬克尔的观点，帕森斯的社会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尽管拥有部分自由，并且根据自己的本能和动机行动着，但个体很快就会发现，大部分事情的处理方法已经由文化预先设定好了。因此，个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经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方式。更进一步说，个体理解自己的感情、甚至他们的生理需要的方式也受到社会的限制。比如，人们也许会有支配他人的念头。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如果经过了正常的社会化，人们就会学着用各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把这种想法理解成是对权力或声望的渴求。帕森斯认为，社会秩序完全取决于个体和社会约束之间的关系，社会秩序似乎就仅仅是成员普遍遵守规范的净产物了。在缺乏具体可观察的秩序模式的情况下，产生价值规范并约束个体的“潜在社会结构”是否存在，这就取决于对大规模数据的统计处理了，因为众所周知，个体的服从程度是变化不定的。用加芬克尔的话来说，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帕森斯帝国”：社会是一个理论建构起来的世界，其中的秩序只能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之后才能被发现，发现的结果也只是社会科学方法本身的产物。在这个假设前提之下，对具体场景和社会事件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就毫无价值可言，

     在加芬克尔看来，社会生活由被人认可的实践而累积形成的，实践细节是理解社会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在结构功能的理论框架之下，概念的组织和使用清除了实践细节，其逻辑演绎的“科学性”遮蔽了现象的丰富性，自然也失去了对社会的基本秩序的把握。在此思路之下，他所警惕着后置性说明的误导，因为人们或者研究者往往用一些回头式的思维方式重构或者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结果化约和过滤了重要的实践细节。于是他希望从日常生活情境理解行动及社会建构。

    将情境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引出了文化实践活动的地方性特征。共处于特定的生活世界之中的人们可以一种基于特定情境文化的索引性的方式来彼此理解对方的行动。“索引性”是受到加芬克尔关注的“记录性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简单地说，它意味着，人们通过涉及行动在其中发生的情境，而理解一种评论、迹象或特殊行动；同时还意味着，他们将这种评论、迹象或特殊行动索引到特殊的情境之中。在关于“索引性”(indexicality)或“索引性表达”(indexical expression)的讨论当中，加芬克尔引入了一种很好理解的见解：在一次互动中的某一个时刻，一个短语可以成为一种严肃认真的插入语，但在另一个时刻，它的表达却有可能显出讽刺或轻浮的味道来。由此观之，谈话中绝大多数人的插入语都有实质性的议论，也有对正在说的东西的描述。情境中每一句插入语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了对实践内容的说明。这是在特定情境中所形成的内生现象，远非抽象的、形式主义的秩序模型所能展现的。秩序是在，正是在具体情境中的不断重复的，当一群生产者离开情境之后，新来者依然会以相似的方式将秩序生产出来，这才是秩序的结构性。由此审视“结构化”的概念，可以认为，人们在能动的共同实践中不断地再生产着日常生活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并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客体，也不是个人的主观性投射，它是在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可见的细节中的集体性的成就。

    1967年《常人方法学研究》出版后，加芬克尔只公开发表过五篇文章：1970年与哈维·萨克斯(HarveySacks)合写的《论实践行动的正式结构》(On Formal Structures of PracticalAction)；1981年与米歇尔·莱恩克(Michael Lynch)和艾里克·利文斯顿(Eric Livingston)联名发表的《论一个用利用肉眼发现脉冲星的资料建构起来的科学发现》(The Work of a Discovering Science Construed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Optically Discovered Pulsar)；1988年独著的《永恒日常社会中的基本个体及其作为地方性产物和自然可说明现象的秩序、逻辑、推理、意义、方法等等的证据》(Evidence for Locally Produced，Naturally Accountable Phenomena of Order，Logic，Reason。Meaning，Method，etc．，nandasoftheEssentialHaecceityofImmortalOrdinarySociety，此后这篇文章被称为《帕森斯帝国》EParsons’s Plenum])；和拉里·魏德尔(Larry Weider)合著、发表于1992年的《两种不可通约且不对称的替代性社会分析技术》(Two Incommensurable Asyrnmetricallv  Altemate Technologies o fSocial Analysis)以及1996年的《常人方法学纲要》(Ethnomethodology’s Program)。尽管数量不多，但这些文章都举足轻重，并且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加芬克尔一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涉及范围极为广泛，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至今仍未出版。
     根据加芬克尔的回忆，他关于说明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在内瓦克大学所修的一门名为“簿记理论”商业课程的启发，“簿记理论”这门课讲授的是复式记账和成本会计的知识。从这门课中，加芬克尔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使在设计一个账目表格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过程中，人们也在进行概念分类，以便把各个数字对号入座。举例而言，某件物品应该列入借方栏呢，还是公司固定资产栏?这就已经是一个决策过程了。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复杂方式向上级和其他部门解释为什么要采用这个决策结果。尽管是门会计专业的课程，但讲的内容却和数学无关。对加芬克尔来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你设计的表格和数字能够被人理解”。这些会计和经济学家并没有在描述事件，他们谈论的是“指标”(indicators)，并且，和加芬克尔后来碰到的社会科学家不一样，他们对此毫不遮掩。他们不会昧着良心宣称自己的指标构成了某种潜在秩序。

     加芬克尔后期的研究和这种会计学视角有着明显的关联。《常人方法学研究》（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的《病历档案为何“杂乱无章”?》(Good Reasons for Bad Clinic Records)一文就隐含着其早年的学习认识。这来自对一家精神病诊所的田野调查研究报告。研究人员本来打算对病历档案进行整理，但结果发现，从他们的目的角度来看，这些档案“根本就没法整理”。然而，加芬克尔却发现，这些档案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档案不仅体现了诊所内部的实践操作过程，同时也是出于对病人活动可说明性的考虑。加芬克尔由此认为，由于存在制度可说明性的需要，诊所里的工作人员必须仔细地管理档案里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说，诊所统计记录不能被当做对病例的准确描述。不过，这些诊所档案并非“毫无价值”，因为从诊所工作人员的眼光来看，这些档案具有实用性。他们的用途是维持诊所的日常秩序，应付诊所必须对之负责的病人的查询之需。由此则可从这些数据分析中看到诊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以及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保管档案的，对于诊所的工作人员来说，档案的“杂乱无章”是有“个中原委”的，这些档案提供了诊所里的社会秩序是如何实现的重要信息。

    受到加芬克尔说明理论的启发，社会学界对组织记账活动进行的研究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各种文件档案的记录上，这些文件档案涉及法庭宣判结果、货车司机的驾驶日志、警第保存的档案以及验尸官对是否自杀的判断结果。而在科学的社会学视角下，这个过程就是“真实”世界的表现。加芬克尔的论断直指组织创建这些数据的过程，即行政管理人员、政客和公司员工在档案管理过程的始终都有各种组织理由来操控档案的创建过程。基于这些数据的所谓科学的社会学永远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这种社会学研究所能做到的仅仅是确认生产这些数据的组织的普遍的观点。于是研究者慢慢地追问，警察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得出这样(而非那样)的统计数据?调查研究人员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对电话采访的结果进行编码?组成这些“如何”以及“为什么”疑问的答案，就是地方性实践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就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统计数据和大型编码方案的“真正”内容，也正是社会秩序中被正统理论和研究所遮蔽了的“真实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