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储柴墟

　　盛价来，适人事纷纭，不及细询比来事；既还，却殊怏怏。承示《刘生墓志》，此实友义所关，文亦缜密；独叙乃父侧室事，颇伤忠厚，未刻石，删去之为佳。子于父过，谏而过激，不可以为几；称子之美，而发其父之阴私，不可以为训。宜更详之！
　　喻及交际之难，此殆谬于私意。君子与人，惟义所在，厚薄轻重，己无所私焉，此所以为简易之道。世人之心，杂于计较，毁誉得丧交于中，而眩其当然之则，是以处之愈周，计之愈悉，而行之愈难。夫大贤吾师，次贤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则，岂以是为炎凉之嫌哉？吾兄以仆于今之公卿，若某之贤者，则称谓以“友生”，若某与某之贤不及于某者，则称谓以“侍生”，岂以矫时俗炎凉之弊？非也。夫彼可以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为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于道，莫贵于德。道德之所在，齿与位不得而于焉，仆与某之谓矣。彼其无道与德，而徒有其贵与齿也，则亦贵齿之而已。然若此者，与之见亦寡矣，非以事相临不往见也。若此者与凡交游之随俗以侍生而来者，

    日常生活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科学的热点，但是如何从貌似琐碎的、杂乱无章的生活细节中捕捉社会秩序，却各有路径。近年来，西风所披，中国学界也把目光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分析，史学界也不甘落后，一些学者逐渐从社会结构史转向了日常生活史。但是，贴了学术标签并不一定能真正实现学术目的。其实，西方社会学界对日常生活的转向，有一套自己的论述语境。比如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于1967年出版《常人方法学研究》（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是一部值得注意的论文集。

     在“常人方法学”的视野之下，帕森斯式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遭到反思。据加芬克尔的观点，帕森斯的社会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尽管拥有部分自由，并且根据自己的本能和动机行动着，但个体很快就会发现，大部分事情的处理方法已经由文化预先设定好了。因此，个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经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方式。更进一步说，个体理解自己的感情、甚至他们的生理需要的方式也受到社会的限制。比如，人们也许会有支配他人的念头。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如果经过了正常的社会化，人们就会学着用

许地山先生的《落花生》是近代散文名篇，文章是这样的写的：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

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父

　　今日《上海书评》上有一篇李黎的《情人的家》，文章追溯了法国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的《情人》（L'Amant）的故事原型。该书曾获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龚古尔奖。作者杜拉斯，17岁时生活在西贡，对于这部小说，她在一篇访谈里说，人物和处境都是真实的，甚至“没有一个逗点是虚构的”。越南西贡（胡志明市）是海外华人聚居点之一。《情人》的男主角真名为黄水黎，越南名是Huynh Thuy Le，祖籍福建，他算是二代移民。他的父亲名叫黄锦顺，在西贡做房地产生意致富，1895年建了这栋临风面水的房子，大门匾额就是“黄锦顺”三个字。从厅堂上的金碧辉煌的匾额看，黃锦順应是当地华侨领袖，因为下款是十五个人名或商号。而匾上大书“中西共仰”四字，可见他也为法国殖民政府所器重，可能代表华人与法国殖民政府进行各种事务交涉。不过，匾额上款有“大法国钦赐知县衔／沙沥福建会馆总理兼财政／黄府锦顺翁高升志庆”，则信息有真有假，真者，是确认黃锦順为会馆首领，假者，是“知县”一衔，华人在东南亚各地与西方殖民者长期合作，西方殖民者一般认可华人自治，并授予“甲必丹”或“雷美珍”等职，少见“知县”这种中式称谓，应是黃锦順自我

读沃格林的《新欧洲的民主》（徐志跃/译，原刊《经典与解释》第30辑），对“西方民主”的内涵有了一些认识，大致有几点：

1、民主是一种训练，是一种纪律，或者说，它是德性的延伸。按照沃格林的说法，“民主只在有公民德性的地方才可能。而诸般德性的首德——即，无此德，其他德性就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