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注：录自孙晧晖先生巨著＜大秦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