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的上级直管部门，一直是城管部门的心中的痛，城管对于认个“爹娘”的诉求由来已久，曾经上演的“城管局长联席会议”闹剧，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种诉求在作怪。在大部分城市，设立城管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多部门的多头执法，将执法权统一到一起，可以说，“借权执法”是城管与生俱来的缺陷，在实际操作中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随着城管成为当下城市的一种常规性的设置，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人大代表的提案，开出了两个方子，一个是立法，一个是挂牌子。立法的思路值得提倡，不但需要有国家级别的城市管理法，因为各地的城管设置都有不同的情况，所以针对城管进行地方立法也很有必要。

    至于成立“城市管理总局”则算不上是个好主意，挂块牌子对于扭转城管尴尬的身份并没有多少作用，最多能起到心理上的安抚作用，在医学上讲，叫做“安慰剂”。更重要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不值得提倡。

    人大代表的这两剂药方似乎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但却遵循着两种思维，一种是法治思维，另一种则是权治思维。在传统的行政思维中，权治思维可谓根深蒂固，但凡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设立一个行政部门，在这样的思维下，似乎只要有了权力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事实上显然不是如此。如今，随着政府理念和社会观念的成长，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依靠制度，这本身也是一种从权治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的可喜现象。 

    而在解决城管问题上，一手要求立法一手要求挂牌则多少表现出思路上的混乱。事实上，当下城管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并不在于上层权力关系的协调，而在于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平衡。至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于解决当下基层的问题无甚裨益，甚至会起反作用。而在协调公民、小摊贩、执法者的关系上，法律显然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事实上，行政部门的权力都应是法律授予的，如果能够立法规范城管，完全可以解决城管当下执法权力的问题，至少从理论上，讲比单单挂个牌子解决得更彻底，更有力，更有保障。但在现实中，城管部门可能并不这么想，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城管部门还没有走出“信权不信法”的传统思维模式。 

    或许，一些城管会认为法律只是纸面上的条文，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做保障终究心理没底，哪怕那只是一个牌子而已。这种思维必须被扭转，在法治社会，权力只能来自于法律的授权，法律是才是执法者最大的底气。只有从执法者就开始相信法律，城管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刘兴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