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万人计划”启动实施。这一计划准备用10年左右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高层次人才。其中第一层次100名，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10月30日《人民日报》）

    虽然在本土已经产生了一位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但仅此一例的文学奖奖项显然无法安抚中国人的诺奖焦虑。毕竟，诺贝尔奖更大的意义在于证明一个国家基础研究上的成果，从这个方面来看，国内的的情况依旧不够乐观。国家的大力支持固然值得科学界欣慰，然而对于冲击诺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依然要划上个问号。

    从各大科研项目到长江学者，国内从不缺少对于相关人才经费上的支持。早在2005年，教育部有关人士还曾表示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长江学者中能够培养出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这种国家支持的模式效果并不明显，但中央到地方却从不曾放弃类似的努力，不仅是诺贝尔奖，甚至是乔布斯刚逝世的时候，宁波还表示要斥资5000万培养1400个乔布斯式人才。

    这些人才计划多少都有些“举国体制”的影子，其中隐含的逻辑是，国家投入大量行政资源和资金集中培养某一方面的人才，与举国培养奥运会冠军遵循着同一思路。但就像奥运会冠军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普遍的的健康、运动水平一样，目的性极强的人才培养计划也无法逃脱功利主义的诟病。

    中国如何能够诞生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问题恐怕又要回到老生常谈的钱学森之问上。事实上，社会各界对于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早已有所共识。一方面，是高校的去行政化和整个学术领域的去官僚化，要让优秀的人才能够潜心学术，而不是流连于官场。这是冲击诺贝尔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土壤。如果国家的诸多人才计划不能足够遵循学术规律，依旧以行政权力为主导进行分配，最终恐怕依旧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追名逐利者眼中的又一块肥肉。

    从诺贝尔奖历年的获得者来看，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教授，没什么行政级别，不用说校长级别的人物，就算院长都屈指可数。而我们大部分的学术资源还在以行政化的方式进行分配，学术环境的优劣和自由精神的倡导恐怕才是我们在冲击诺奖上最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我们冲击诺奖的短板还体现在对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重视的缺乏上，诺贝尔奖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的鼓励，而我国在研究上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却十分明显。重视短期的成果，而忽视对科研人员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支持。事实上，最近出来的计划中，这一现象已经有所改善，但这种为冲击诺奖而遴选人才的目的性，依旧没有完全走出以往的窠臼，这本身也与学术精神向背离。

    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中，再次提出，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大学治理架构。相对于目的性极强的人才计划，这样的改革才培育土壤的重要前提。通过改革让学术界和科研人员获得应有的尊严，当我们能以更加自信的看待诺贝尔奖，我们能够取得的成就将远远高于诺贝尔奖的认可。■刘兴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