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期间诸多旅游乱象接连发酵，央视记者暗访北京“非法一日游”，知情人称，导游从上高速路开始要求游客参加自费项目，如果不交钱，有的被直接撵下车，有的甚至还会遭到殴打。而云南游客遭迪庆旅游局工作人员辱骂威胁新闻的最新进展是，骂人者查明系迪庆旅游局质监所所长兼执法支队负责人，已被撤职。（10月8日 央视）

    如果说云南的丑闻仅仅是个案的话，随着北京等地的乱象被曝光，不难看出，如今旅游乱象已经不仅仅是个别地方的旅游形象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造成如此严重的行业失范，行业主管部门的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

    以云南香格里拉事件为例，当地的最初反应仅仅是对相关责任人调离，对失职的公职人员作出处分是旅游法中有明确规定的条款，当地却是在舆论大哗之后才做出撤职的决定。而且，不管是当地所依据的《旅行社条例》还是刚刚实行的旅行法，都明确规定了对该导游进行罚款，而在当地的处理决定中却并未提及。

    监管不给力，便要靠法律发威，与其完全依赖行政主管部门，不如在最大程度上赋予消费者和旅游者以法律博弈的砝码。事实上，旅游法出台的初衷也正是为了整治旅游领域的诸多乱象。然而，在旅游法实施的第一个黄金周里，其对行业的规范显然不够令人满意。

    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推行有类似之处，当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来的时候，人们为这部专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而欢欣鼓舞，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并未因为这部法律而偃旗息鼓，每年“3·15”仍有大量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被曝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旅游法遇到的尴尬，根本原因在于，相对企业的强势地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不管是法律素质上还是诉讼成本上都难以与企业抗衡。要想真正赋予消费者以法律的武器，除了立法，还需要给消费者以一定的法律支持。

    笔者的一位从事法律工作朋友谈起香格里拉强迫游客消费这件事说，从法律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游客觉得权益被损害，就应该去法院，终止侵害追究对方法律责任，依法获得赔偿，而不该去找什么主管部门。而且事实上，这个侵害涉嫌强迫交易罪，应该直接去找公安。就算找到了主管部门，依照主管部门的态度可视为行政不作为，可以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治框架内有成型的解决方案，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遇到司法不公，那是司法不公的问题，与这一问题无关。中国之所以这样的破事儿这么多，之所以行政部门权力那么大，就是因为百姓告得太少了。

    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但事实上，姑且不论消费者在进行行政诉讼时会遇到什么待遇，假设诉讼渠道畅通，司法公正，单说消费者需要承担的诉讼成本就不能与企业、旅行社抑或是政府部门同日而语。企业在处理诉讼时，可以有专人或者专门的机构进行处理，再不济，自己处理，那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下班回家员工们仍然可以该干啥干啥去。而消费者在诉讼期间需要付出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要么耽误工作要么影响生活。看上去双方付出的金钱成本是一样的，但相对而言却是极不平等的，简单的讲，企业、单位耗得起百姓耗不起。法律专业素养等方面更不消多说。

    看待法律，不能只看到立法、司法、执法，还要看到推动法律运转的内在力量，也就是掌握着法律砝码，有博弈能力的力量。他们实质上掌握着法律的话语权，这种力量大致有三种，一种是以完全自治的民间组织为主体的推动力量，比如说一些进行环境诉讼的公益组织，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力量。第二种，是商业力量，就想美国有惩罚性赔款，于是律师事务所为了分得诉讼收益而为消费者出头，于是我们才会听说一些一夜将企业告得倾家荡产的传奇案例。然而，这两种力量在我国都很难看到，一方面自治社会组织的成长土壤很有限，另一方面，对于惩罚性赔偿，我国也只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中浅尝辄止。于是乎，我们在很多领域中推动法律运转的力量只有一种，并且极为依赖，那就是行政力量。

    行政力量在推动法治上未必没有作用，但一方面，他们的作用应该在行政法的范畴内。另一方面，像这种旅游乱象，行政主管部门本身就有失职的责任，再让他们推动法律运转，又能有什么成效？简而言之，增加消费者的博弈砝码，要么依靠社会的力量，要么依靠商业的力量，就是不能太过依靠行政力量。

    在一些发达的国家里，消费者可以把企业告得倾家荡产，而在我们这，能把企业搞得倾家荡产的只有行政权力，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只惧怕行政权力，而不惧怕消费者。这样的情景反倒让消费者的权益和企业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也让行业乱象越来越乱。整治乱象，靠的是法律发威，前提是将法律这个武器真正交给消费者，而不是依旧被握在官员手中。■刘兴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