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强（化名）是江西某大学哲学专业的毕业生。作为学生预备党员，谢强被学院分配了一个硬性任务，就是督促、帮助同寝室的其他人尽快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三方协议书”。谢强和他的同学们早就被告知，如果在论文答辩之前还没有交上就业协议，就不允许参加第一轮论文答辩。（5月27日《中国青年报》）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假是个老问题，这位大学生遇到的情况算不上是最极端的，尽管如此，人们依然会对这样的公然造假感到愤怒。要看清就业率造假的根源，首先要弄清楚就业率造假究竟是给谁看的。
有人说就业率造假是因为家长和学生迷信就业率，这话肯定说不通，家长就算迷信，也要迷信个真实的就业率，在造假如此普遍的情况下，就业率实在没有迷信价值。还有人说，就业率造假是因为学校为了自身招生上的利益，这也不全对，如果招生能够完全竞争，就业率肯定是其重要的参考因素，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一旦造假被发现，便会成为丑闻，学校不可能敢于如此公然造假。
事实上，就业率造假这事儿唯一能够得到切实利益的便是相关部门的官员，换句话说，每年毕业季让无数师生、家庭、企业折腾不已的“就业协议”只是为了个别官员手中那份漂亮的表格。在高校行政化的体制下，这些官员对高校而言，握有十分重要的权力，比如说削减学校的招生名额等。如此一来，用来统计毕业生就业率的就业协议从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教育部门对高校摊派的“就业指标”。
既然是完成指标，那就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造假在所难免。其实，在毕业生就业率方面学校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既是就业率统计信息的采集者，同时又要对自己学校的就业率负责。简单地讲，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一形容在经济领域十分常见，造成的后果也不乏现实案例，而在统计领域，后果更为直接——造假。
统计信息不应涉及到采集者和被采集者的利益，这应该是一项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在人口普查中，人口普查信息就不作为任何政策法律依据，这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统计信息的真实性。如果连这个基本的条件都不能满足，毕业生就业率造假就无法避免。
要想彻底根治毕业生就业率造假的问题，需要高校、政府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首当其冲地便是对高校的就业率压力去行政化。当然，这并不是说高校可以无视就业率。想方设法地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毕业生，是高校不可回避的责任。但高校对于就业率的压力应该是来自于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反馈和认同，而不是行政上的压力。
完成行政指标不该是学校的责任，以就业率来要求学校更不是政府部门该做的事。若想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政府部门更该多从完善公共服务，扩展就业市场上想办法，而且出于长远考虑，教育部门还有必要去扶植那些虽然就业前景不好但对国家发展十分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防止学校过于功利地追逐就业率，而舍弃这些学科。只有这样，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才不会成为个别领导的观赏品，而是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指标。■刘兴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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