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开展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在北京启动。该工程旨在通过培养孩子孝心，在青少年中开展孝文化普及教育，工程计划通过5年时间培养百万名孝子。相关负责人称主要针对4岁至6岁孩子的特点，把孝心培养教育融入到生活中。（10月30日 中国广播网）

对于孝道这个既古老又颇具时代感的话题，绝大部分人都会承认它对社会的必要性和珍贵性。而且，有太多人在渴望着传统孝道的回归，希望其能够成为重塑当今社会道德的契机。然而，对孝道回归的渴望并不能成为出“馊主意”的理由。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馊主意”答案就在于发起“孝子工程”的团体的名字中——“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

为什么是“慈孝文化”，而不是“孝道文化”？有句老话说得好“父慈子孝”，孝道没法脱离社会道德环境而孤立存在。一个人孝道观念的建立首先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有赖于家庭和社会给孩子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孝道和其他所有道德一样，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是可通过简单传授就能掌握的“技能”。如果社会环境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撑，指望培训4岁至6岁孩子就能收获孝子显然是很天真的想法。

换句话说，虽然孝道的表现是孝子，但绝不是单纯对孩子开展个所谓的“孝道文化普及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解决问题倒还好说，真正让“孝子工程”沦为“笑话工程”的地方在于，号称五年时间培养出百万孝子这种过于功利的思维。

其实，如今社会道德所存在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正是来源于社会上过于泛滥的功利思维。有些人乐于在面对一切问题时设定时间、结果、量化指标，然后进行程序化、模式化的批量生产。我们承认这样的方式能够解决不少问题，但这样的思维显然对于强化社会的道德是毫无用处的。

把量化指标和社会道德生拉硬拽地绑架到一起，指望能够产生“孝子”不大可能，产生出“笑话”还是有可能的。我们不妨设想：五年后如何才能鉴别，他们是不是培养出了百万孝子呢？我们能想到的鉴别方法只有这样两种，其一，对所有接受培训的孩子们进行一场“孝道文化考试”，如果他们都及格了，那就是完成了——这显然是极其可笑的。其二，中国伦理学会对外宣称我们确实培养了百万孝子，至于他们凭什么敢这么宣称，大家也只能心照不宣了。

当下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在量化指标之外去关心人的处境。中国伦理学会本应从道德文化角度来解决问题，如今当他们沾染上了这种拿量化指标说事儿的习气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于是，“孝子”就这样成为了实现量化指标的手段，而与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关怀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