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各部门难以达成一致，《工资条例》出台时间再次被推后。据称，在《工资条例》草案中，最低工资以及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规定遭到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反对，而有关“同工同酬”的规定，也没有找到令国企和相关部门满意的解决方案。（8月22日《济南日报》）

  对于分配体制改革来讲，设定最低工资、建立工资增长机制以及同工同酬，都不是什么新话题，不仅在此之前相关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而且《劳动合同法》之类的上位法也早有涉及，职工工资调整也是“十二五”期间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按理说，将这些努力整合在一部《工资条例》中，本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一部酝酿了3年的《工资条例》却再次遭遇难产。

　　难产的理由并不复杂，仍是那些早已经被推上前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看似已有定论，但《工资条例》三番五次的难产却让人隐约感到，似乎并非如民众想象得那样乐观。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确实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如果没有相应宽松的税收托底，一味提高最低工资，难免会限制这些中小企业的活力。

　　而“同工同酬”的现实之痛在于，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经达到6000多万，这比此前人社部公布的2700万多出逾一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在这方面，想让央企作出让步同样困难，尽管同工同酬早就被认为是普通职工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然而央企巨大的话语权与游说能力，同样能够成为《工资条例》出台的拦路虎。

　　由此可见，《工资条例》的出台确实很纠结：一方面要在职工和企业之间达成平衡保证社会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还要迫使既得利益者作出让步。如何才能够让既得利益者作出应有的让步呢？在利益面前，谁都难以摆脱自身的利益纠葛，所以说，让步并不可能坐等自来。就目前来说，能够深入地影响到这个政策出台的，是那些占据着有利社会位置的群体及其代表，比如央企等，而真正直接涉及切身利益的普通民众，却好像只能静观其变，并没有一个能够影响决策的意见与诉求的表达渠道。于是，这就足够让我们意识到，之所以《工资条例》迟迟难产，与很大程度上只有单方面的甚至是闭门决策有很大的关系。

　　助产《工资条例》还需民意登台博弈，只有充分的民意参与，才能让《工资条例》能够避免成为一个闭门造车的产物。在前不久定下来的个税改革中，正是由于放开民意，让民意最广泛地参与到其中，才最后达成一个相对符合多方期望的新的个税起征点。这个案例就明确无疑地告诉我们，作为与个税改革具有同样性质的《工资条例》，同样作为公共事件，必须有着畅通的公众参与渠道，让更多的民意与代表民意的力量介入到这样的博弈之中，多方地呈现出社会的不同诉求，才能最终达成一个共识，完善一个重大的公共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