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自杀已经到了今年的第12或13起了，其中一半多发生在这个还没有过完的5月。
　　如果构造虚拟故事，那么拥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连续以同样的方式死亡，将是恐怖片、悬疑片的题材；如果说这种故事是真实，那么人们会想到神秘的连环杀手。
　　然而，富士康员工跳楼是自杀。自杀，就排除了连环杀手存在的可能性。自杀，总是容易把原因归结于个人原因。不过，一个公司里连续发生的自杀事件，也可能是一处特殊的集体抗议，一种特殊的集体宣泄。
　　说它是特殊的，因为这些自杀事件确是一个个离散地存在，而连续发生使得离散的事件变成了事件集群，这个事件集群当然不是蓄意而为的结果，无所组织，它是“集体无意识”。
　　没有谁会为了使自己变成增加的数字中的一个而自杀。所以，所谓媒体不断报道自杀诱发自杀不断发生，实在是一个荒谬的指控。这种指控不仅歪曲和凌辱了传播自由，而且矮化了那些自杀者的人格，认为他们没有自我意识，把自己变成媒体报道的计数装置，并且为完成一次计数而放弃生命。
　　一个人放弃生命，原因可能是复杂的，可能是简单的，可能是复合的，可能是单一的。感情问题也好，环境压力也好，精神紧张也好，心理脆弱也好，工厂体制也好，前景渺茫也好，起作用的因素在自杀者那里可能有差别，但不容回避的是富士康这个小型的全景社会构成了这些自杀的共同背景。
　　富士康可以作为中国发展模式下工厂人的境况的一个样本。就员工不断发生自杀事件来说，这个样本可能是某种极致化的标本，也就是接近于实验室状态的“理想环境”，使我们得以观察工厂作为当下的一种全景社会模式产生的问题。
　　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一定程度上如同全封闭的“无菌环境”。它为更高的生产率而组建，资金、设备、生产线、工人、管理在其间结合，货品出入与订单往来是其系统仅有的出口。一个工人来到富士康，意味着他从一个社会成员，被作为企业员工而全面接管，流水线成了他生存的全部意义。
　　宿舍不是生活空间，而是工厂空间的一部分，是流水线管理的一部分。工人们在一间宿舍居住而无言谈，显示了管理对生活的注入。这就是说，工人只有生产和生产的预备两种状态，他不是在流水线上，就是在准备到达流水线上。
　　现代企业里，企业接管的只是工人的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之外，工人回到社会，成为公民，而且企业不得购买工人的全部时间，工人不允许出售自己的全部生活。而在当下中国，一些大型加工制造企业掌管的是工人的全部时间，流水线、食堂和宿舍构成了工人的“24小时在厂”，劳动生产率成为管理的至高目标，人的发展和生活被排除。
　　某种程度上，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可以视为全景工厂或者说工厂化社会体制下“压力试验”的一种结果。这里可以拿到工资，必须承受压力；这里不生产劳动致富的故事，只生产工具化、工厂化、劳动力化的人生。这里一切井然有序，有序得令人精神失常。
　　在这场“压力实验”中，员工开始接连自杀。也许，压力之下确实产生了一种集体癔症，使自杀成了一种流行病；也许压力之下确实产生了绝望弃世之感，而触动弃世行动的是一些很小的机缘，这些小机缘成了压力状态总释放的启动按纽，总释放的能量蓄积已久。
　　“24小时在厂”，意味着员工作为社会人的消失，作为工厂人的诞生，在此他被全程监管，生产制度成为社会制度，被监管成了人的基本状态。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模式，也乐于将人交给工厂全面接管，工厂是一部生产黑箱，我们看到的只是高效率的产出，而忽略了人在生产黑箱里的状态。对一个员工来说，压力是无可逃避的，抗议是危害生产，不只是工厂不容，社会也将视为不利发展和稳定。自杀是无望的释放，是个人的悲剧性的总体解决方案，但本质上则是一种压力下的抗议，改进安保措施不过是使监管更加严密，而不会使员工稍加愉快。
　　这是从内心里坚信“城乡贵贱，宁有种乎”的一代，这是经过变迁的社会后梦想已经平权的一代，这是因幸福想象与尊严已经归来而拒绝工具化的一代，这是个体自己决定个人命运而不再被集体甚至家庭决定的一代。这决定了监管性的生活不被接受，不管是以生产货品为目的，还是以别的什么为目标。
　　效率至上，忽视人的权利和发展，抹杀人的生活与尊严，这种模式过去可以，现在不可以。自杀虽属隐忍和逃避，但也是隐忍和逃避的极限形式，而人们未必一直隐忍和逃避下去。
　　                                      201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