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读到“农妇进县政府被踢出”的新闻，第二天就读到两名保安被辞退的处理。重庆开县的决定，作得真是神速啊，然而处理的只是两个倒霉蛋。
　　这两个被辞退的保安，严格意义上讲，与那名上访的农妇一样，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站在县政府的门口，处境比那名上访农妇要好得多，但并非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只是看守县政府的大院而已。
　　在出入县政府的官员眼中，这两名保安只是一个“下人”；在想要进县政府的普通人眼中，他们才是县政府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推断他们对上访农妇是否冷漠，但我想，他们其实并没有不冷漠的条件。他们被要求不得放入“闲杂人等”，否则他们会被辞退，管理是很严格的。这一次，他们没有放进“闲杂人等”，仍然被辞退。
　　一个农妇走到了县政府门口，无论如何他们就有了被辞退的危险。从处理他们的报道看，那个农妇先前已经进入了县政府，然后才被两名保安“扶出”。也许，农妇已经进入县政府了，这就是他们已经失职，所以辞退是必需的。然而，辞退更加必要的理由是，农妇被踢出的照片流入网络，上了报纸。
　　辞退原因是这样说的，两名保安“冷漠对待上访人员，严重损坏开县政府公众形象”。开县政府公众形象，为什么是两名保安严重损坏的，而不是接待农妇上访的部门、导致农妇多次上访的所有相关单位呢？固然，这两名保安可能是冷漠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可能是是“奉命冷漠”，一个保安怎么去热情对待上访人员？他们无权决定那名农妇是否该被放进政府大门，他们必须执行保安规定。
　　农妇欲进政府被踢出，从“不存在这种情况”，到两名保安被辞退，事先有谁能够想到，事件的调查核实会导致如此结果？但两名保安又确实是“直接责任人”。一个农妇出现在县政府门口，她要反映的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这是一个问题；而她能不能进入县政府，这本身也成了一个问题。两个“直接责任人”，倒在后一个问题上。
　　农妇是被迫上访的，没有人把上访作为一种乐趣去主动追求。两名保安也是被迫执行不得放入“闲杂人员”的命令，又因执行这一命令而离开岗位的。这就是说，那些被决定的人，永远处在被决定的位置，被迫这样，被迫那样。而那些能够决定他人命运的人，则永远安全，他们可以不解决问题，也不会被定性为“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众形象”。
　　一个去政府反映问题的县民，就是一个“闲杂人员”。这就是说，政府工作人员或者礼待而入的人士，才不是政府大院的“闲杂人员”，普通民众都属于“闲杂人员”。我不知道，一个人民政府，怎么会产生关于“闲杂人员”的如此定义。政府大院，与政府所服务的民众，是什么关系？
　　今天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出国旅游，有越来越多的公务人员出国考察，这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现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日常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政府并不大院深深，也不制造与市民的隔离效果，人人得以随便进入。而在我们这里，政务机关与民众之间，恰好需要严格隔离开来。
　　开县政府的两名保安，因冷漠对待上访人员而被辞退，实际上是因为政府与民众之间应严加隔离的制度而被辞退。他们成为开县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务人员的替代牺牲品，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隔离规定的受过者。
　　这种隔离的规定，源于政府对它所服务的民众深怀忧惧，来自于权力不经民众授予的内在虚弱。为了使内在的虚弱者得到安全感受，需要隔离的强化，各种保安措施和保安设置，在“保证正常秩序”的名义下施行。
　　困境中的人不只是社会的挫折者，还包括被征用来保证隔离的人员。政府冷漠，追责保安；官员冷漠，追究门岗，这就是问责的中国模式，权力越强大，安全系数越高，谁黄袍加身，谁就能号令天下而不为天下所控制。
　　权力者比国王的条件还要优裕，因为国王尚且要敬事天地父母，而今天的官员都是“实利主义者”，知道天地没有什么必要敬而事之。
　　                             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