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大会开幕了，舆论普遍预期形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希望渺茫。
　　希望渺茫的关键原因，据报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
　　我不知道气候问题到底有多严重。问题的大小、轻重、缓急，是否存在客观的标准。低碳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尺度，“花了多少钱”越来越被“排放了多少碳”替代。一些纪录片和资料讲，问题很紧迫，几年或者十来年之内若不能扭转排放趋势，事情就会不可逆转，温室气体增加、海平面上升、陆地淹没、冻土带甲烷释放、瘟疫流行……，地球生命的种群布局大概要改写。
　　不过，看各国仍在争论减排问题，我就觉得事情可能也不是太紧迫。如果事情是火烧眉毛，人类面临灭顶之灾，大家还坐在那里讨论谁多排一点，谁少排一点，不是很荒谬么？既然大家还讨论得起劲，气候变暖大概是一个“长期问题”，极坏结果还远。
　　争来争去的，是什么呢？正向说，减排责任；反向说，排放的配额，即排放权。排放权，实际上就是污染权。换一个角度，排放权又被视为发展权，或者生活方式自主权。排放额度的后面，对应着发展和生活方式。在发展中国家，是为了发展而争配额；在发达国家，是为了保持现有生活方式而争配额。
　_sina_#8220_word__颜榈氖抵拭骼驶梢允瓜执⒄埂⒎⒄钩晒南硎埽ㄏ执罘绞剑┖臀廴局涞墓叵悼吹酶宄。人类制造了现代化，现代化又塑造了人类自身。中世纪以来，现代化（或言之近代化）已是新的神祇，后面又有人类中心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公理系统”。现代化制造了人类进程和生活，也制造了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人类又并非同时开始现代化起跑，而是有先发和后发的差异。从殖民主义到全球化，先发者一直主导，后发者创深痛巨，然而又不能不落入先发者引领的步调，“全球分工”、“产业转移”等等，就是发展阶段梯次的表现，内在的逻辑仍然是近代以来发展逻辑。
　　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化所制造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否真的可能成为杀死人类的武器，这个问题有多急迫。如果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而且是急迫的，那么人类又是否有智慧避免被自己制造出来东西所杀死。
　　如果情况是急迫的，那么就得像《2012》那样，赶紧造大船保人种好了。而且气候变化是长时的，不像《2012》的方舟那样只需应对一场海啸。所以，气候变暖很难设想有什么人工避险设备，只能赶紧停手，制止气候恶化的不可逆趋势。
　　当然，我还不知道气候变暖到底是一个真实的急迫问题，还是全球化、全球传播扩大而使我们“问题感”加重。有的人甚至认为气候变暖论不过是一种“绿色保护主义”的托辞，这就几乎是将气候问题定位为对发展中国家设置发展障碍的“阴谋”了。
　　如果问题并不那么急迫，排放权、发展权、生活方式选择权，怎样转变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生态观念，以及谁出钱减排等等问题，都还有时间从长计议。如果问题是急迫的，那么衣冠楚楚地争论排放权，有何意义呢？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放弃“发展权”、“生活方式选择权”，就是不知死活。
　　无论如何，气候变化是一个地球问题、人类问题。地球无法代表自己的利益，人类行动能力由国家而体现。由此，地球和人类的问题，决定于国家利益，甚至政治家的判断。忧虑在于，国家或者政治家真的有权力决定地球和人类的命运，并且具备足够的能力吗？对个人来说，在追求并享受发展与地球和人类的命运之间，可能建立一种警钟常鸣的责任心吗？问题至大，答案存疑。仅有的欣慰是，渺茫，但国家们的会还在开着，议题已经确立了，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
　　人类实在是脆弱的，气候变暖、核武失控、生态灾难、疫病流行等等，需要解决的危机很多，全球治理显得重要，但“多边机制”的组织形式仍然不能不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上。
　　                                              200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