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时间能够不着痕迹勾销人的记忆。或者，记忆仍然存在，但它不再是一个被关注的问题，它被移出人注意的范围，哪怕人们曾因之而痛彻心腑，也只留下一个个当事者在社会的一寓独自体味哀伤。
　　如果没有读到《法制晚报》11月28日的报道，我几乎已经不再想到三鹿、奶粉、三聚氰胺、结石宝宝等等，这些词曾经让人何其意绪难平。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这些词都移出了我们的视线，也移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我不知道这种移出完成于何时。自己是如此容易忘记，而且是在并不知道事情是否解决的时候。
　　《法制晚报》的报道说，石家庄中院日前作出裁定，终结三鹿破产程序。破产清算偿还顺序依次是员工的工资和社保、抵押债权、普通债务（包括对患儿的赔偿部分）。而三鹿对普通债务的清偿率为零，这意味着，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
　　我读到过消息，被认可的奶粉受害患儿多达30万，善后有一次性赔偿方案，低至2000元，重症3万元，死亡20万元。我也读过消息，有总额达40亿元的赔偿基金，可保证患儿治疗至18岁的报销费用。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患儿家长并不接受一次赔偿，而是寻求法律诉讼。此间有过法律途径受阻，但仍有部分在长时努力后获得立案。
　　我读到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范愉先生的论文，通过三鹿奶粉事件与日本C型肝炎诉讼案的比较，讨论群体性侵害事件的多元化解决，提出“以受害人救济为核心”的观点，认为行政主导的一次性赔偿，甚至优于法律诉讼，因为诉讼旷日持久，一次性赔偿迅速简捷，更好地保护了受害人权益。
　　但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不知道奶粉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情况。例如，一次性赔偿发放得如何，各赔偿档次的获赔者分别有多少，获赔者的名单；有多少人没有接受一次性赔偿，为什么，是何人；提出诉讼主张的有多少，是何人，以及是否立案；“结石宝宝”的现状如何，医疗费用有多少，报销数额是多少；40亿赔偿基金是包括一次性赔偿费用，还是仅仅用于保证医疗，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未接受一次性赔偿的，其治疗费用是否报销……这些情况，谁又知道呢？
　　一个更加令人惭愧的问题是，对这些情况谁又关心了呢？我想30万或者更多的直接关系者，应该是一直关心的，但这些情况确实没有纠缠我们。我们在继续被分成“极少数”和“绝大多数”，极少数人消失在我们的眼前，绝大多数的生活，总是阳光灿烂的。是的，每一个不幸的事件，都只让“极少数”产生痛苦，而我们只是与他们共有一时的情感，而后，我们遗忘，或者配合遗忘，展现欢乐，而他们独自面对他们的问题，这一群他们与那一群他们，估计也是互不相通的。
　　有解决问题的什么方案或者建议吗？没有，但我想，大家先得知道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才好说方案或者建议。例如被作为“未能做到以受害人救济为核心”的日本C型肝炎诉讼案，以及日本森永奶粉案，确实旷日持久，曲折万端，但至少这些案件一直被作为问题而关注，一直未曾离开人们的视线，所以旷日持久还能够最终获得结果。而一个震动全国乃至全球的公共事件，迅速地离开了社会的视线，我们甚至不知道善后到底善到了什么程度，受害人现在有何感受，善后基金发放的情况，这是不是过于随意了呢？
　　我探讨不了那些在三鹿已不可能获赔的人们该到哪里寻找救济，因为我没有足够的了解，也没有足够的法学准备。我也没有想指责谁，我也是一个遗忘者，而且感到惭愧，我是那么容易地遗忘了被毒奶所害的孩子。
　　我曾经以为既然赔偿有政策、医疗有基金、学者甚至总结出了经验，而执意诉讼的人不能被赔偿，不过正好作了学者说“诉讼不能体现受害人救济为核心”的证据。但现在我记起的是，我们对奶粉受害者面临的处境其实一无所知，对赔偿和基金使用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它应当是公共话题，应当在公众监督之下。
　　                            2009-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