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解聘病重院长。这个新闻与其说令人震惊，不如说是令人神伤。
　　真正说来，一个人在院长任上，病重而不得解聘，才是异常。学院有教学工作，有科研组织，有行政事务，院长病至危重，则不能视事，则要么请辞，要么解聘，才是合理。
　　所以，我觉得武大城建学院张在元院长遭到解聘，不可谓反常。何况，按照武大的说法，解聘是因为合同到期。
　　不过，张在元的情况又是特殊的。院长是行政职务，一般地，大学里的人解聘了院长，还可以做普通教职员工。但张在元无普通教职员工可做。被聘院长，他就在武大工作，解聘了职务，他在武大就没有身份，他的人事关系不在武大。
　　这样，真正的问题，不是武大解聘张在元，而是解聘对张在元所产生的后果。这表现为，双方的分歧在医药费怎么支付，而不是张在元应不应当做院长。
　　张在元患运动神经元症，失去自主呼吸，治病形成了巨额医疗费。我不能说为了使医疗费有人买单，一个病重的人必须继续担任院长；但也不能说一个人一旦被解聘，他病重就要落到等死的境地。
　　武大与张在元家属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一个法律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伦理问题。
　　张在元与武大签有合同，合同期限内，双方是否执行了合同，合同期满后，双方是否续签了合同，这是法律问题。法律上讲，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续签合同，合同关系即自行终止，权利义务相应解除。
　　合同文件的真实性似乎有一点问题。合同原件，张在元持有的那一份已经找不到，武大提供的复印件，有日期改动的痕迹，不过武大称这一改动是张在元知道的，并且武大是按照这一日期开始为张在元支付报酬。
　　又有一个说法，说根据规定，职工重病期间，不得被解聘。不过，严格地讲，张在元不是被解聘，而是聘用合同已经执行完毕。因此，“公事公办”，武大确实只需要通知一下张在元不再受聘院长职务。
　　这些年，我们一直讲“对事不对人”、“按制度办事，而不要讲人情”，我看武大做的就是“按章程办”，而不顾及人情。聘用合同终止，宣布不再续聘，没有什么问题，说不提供医疗费和房子，也合乎规定。然而对着一个病重在床的人宣布这些，情何以堪？
　　这件事情，小而言之，可以让我们再次看到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张在元还不能与一般相比，而是“能人”，即使这样，身体健康的时候是被争聘的人才，身患重病而又聘期难再则陷入病重等死的状态。这就是社会医疗保障欠缺的恶果，而他们即使原本有能力，也未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以至“按规定”，陷入极度惨痛的境地。
　　这件事情，大而言之，可以让我们反思近些年被着力推举的“不要讲人情”的观念。不要讲人情，不要讲道义，一切按规矩办，不要有例外……不知有多少社会弱者，就是“按规矩办”而更形弱势，甚至“规矩”中如果有一点保护弱者的内容，也会被束之高阁。一个“按规矩”而可怜的人，还会被解释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只不过这一回遇到“高级人才”，张在元就是“按规矩”的，大家看了觉得怎样？
　　社会不能被当成兵营或者机器人世界来管理。法治社会，并非只有制度，只有章程，更应有人性的温暖，制度和章程基于人性，但永远不能高于人性。很有些人拿剑桥大学对待霍金、普林斯顿大学对待纳什来对比武大对待张在元的做法，严格地说，霍金、纳什的情况，与张在元的情况并不相同，他们不是院长，而张在元如果不担任院长则无武大教授的位置，但张在元应得到合乎人情的对待，这是一样的。
　　一个人在聘任期间身染重病，聘用者会有何种心情？是数日子等待他的合同终结，还是希望能够助他走完生命的历程？一个社会，怎样去看待那些罹患重疾的人，是认为他们应该早作了断，以免耗费资源，还是与他们一起去珍爱生命、表现生活的美好与坚强？
　　大学应是人文氤氲之所，其行为也会对学生气质和精神潜移默化，所以大学更不可做欠缺人情的事情，哪怕程序无可指摘。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武大现在表示仍会关注张在元的病情，并提出了担负部分医疗费的方案。这种做法应该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会乱了规矩吗？我想人并不愿意得重病，无须考虑效法者多了，就没了规矩，而度乎人情，格外破戒是值得的。
　　                                   200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