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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手和1万块钱,你选择哪样?
我承认这是一个残忍的问题,但我知道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你会选择掏出一万元钱,而不是选择落下一只残疾的手。
恭喜你,为了你能够拿出1万块钱。
打工仔陈龙得到的是另一个答案。
《武汉晚报》7月1日报道,来自湖北枣阳的17岁打工少年,在武汉一家塑料袋小厂打工,右手三个指头被机器绞伤,被来自福建的工厂合伙人之一陈文进送到市五医院。医院诊断,手术费约1万元,可植皮保全两个手指;费用1800元,则三指截肢。陈龙不想截肢,陈文进不同意植皮,僵持约两小时后,陈龙只好同意截肢,陈文进以“叔叔”名字签字手术,术后即被带回工厂。医生梅红军说,深表遗憾,但家属不同意植皮,医院无能为力。陈文进说,工厂经营困难,截肢后伤者好得快一点。
断者不可复属,如同死者不可复生。少年打工者陈龙将带着缺失三根手指的右手生活,我想,每次看到这只手,他都会想到1万元这个数字。1万元还是1800元,决定了他的右手是基本不丧失功能,还是功能基本丧失。
我设想,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陈文进的身上,这位“工厂经营困难”的老板将怎样选择,出1万元钱保全两根手指,还是出1800元把两根可以保全的手指锯掉。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一个老板的身上。老板决定了受伤的打工少年右手功能永久丧失。我知道,要一个人完全体味另一个人的感受,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我仍然无法想象,当一个人选择让另一个人残疾而不是基本健全时,到底有怎样的心理活动,1
万元与1800元,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吗?
我已经知道,医生提供了两种治疗方案,并为最终被选择的是便宜方案,为一只可以基本健全的右手变成残疾而深感遗憾。我也知道,不管该叫运营还是运行,医院都有许多现实的困难,因此,一只被绞伤的手,有两种备选治疗方案,这两种方案并非都基于实现肢体的完整,而是一种为保全肢体,一种是锯掉手指。
伤者呢,他打工受伤,自然没有钱,因而无法在残疾和不残疾之间作选择。他也没有与出钱的人谈判的能力,何况当时他正在流血并忍受疼痛。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右手永远丧失三根指头的决定,而且知道这一残疾的形成并非医疗上无能为力,而是经济上无能为力。也就是说,他的残疾不是医学上的必然,而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必然。
请设想更加艰难或者说残忍的情况,一只胳膊、一条腿甚至一条命,也出现多种选择,医学上可以保住,而是否得保取决于经济能力,你怎样作出决定,或者将被别人怎样决定?
少年陈龙丧失三根手指,我们可以追问雇佣者为何不全力救治他,换一种情况又如何呢,设想你在地里劳作,或者你在家里呆着,出现了身体或生命的紧急情况,家人将你送到了医院,而医院告诉你和你的家人:两种方案,一种两万元,胳膊可以接活,或者生命可以保住;另一种3千元,锯掉胳膊,或者只能听天由命。你怎样决定,你的家人怎样选择?
“百分之一的希望,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往往是与人的生命、健康紧紧联在一起的一个说法。但现在,人所面临的是医学上有巨大希望而经济上令人不能不放弃的情况。这就是说,你的肢体的健全甚至生命的存续,不再取决于生理学、医学上的状态,而取决于你经济学、社会学上所处的位置。
这是荒谬的现实,但并不可笑。经济和社会地位可以直接决定人是否变成残疾或是否生命延续,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悲凉。一边是健全,一边是残疾,视你出多少钱而定,有人会说这很正常啊,有选择,就是最不坏的办法了。我想,这大概也可以算是选择,但谁说有选择就是有自由呢?健全或者残疾通过经济能力来决定,就是“有选择而不自由”。
你选择把自己变成残疾,我们深表遗憾但无能为力,我们接受你的选择。——我总觉得这不是正常社会里该出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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