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佳句，叫“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很多人说，这佳话表明了一种干正事、负责任的态度。这固然是一种解法，但并非惟一的解法。
　　一个当了官的人，免不了要做决断，下指令，哪里能够不“作主”呢，至于“为民”，也是很容易的，官无决断，无指令，则民无可措其手足，决断下，指令出，民才得以有所行动，所以但凡“作主”，都可以说是“为民”。
　　回家卖红薯就很惨了。一个卖红薯的人，不仅是不能“为民作主”，更重要的是也不能为自己作主。根据传统，老百姓乃是一种自己不能作主的人，必须有人来为之作主。于是有专业的作主之人，处江湖之远，要为民作言论之主；居庙堂之高，更要为民作行为之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发现这个道理的，可以称为圣人。为什么不可以“使知之”呢，据说是一旦“使知之”，不仅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副作用，搞得大计难成，壮志难酬，所以任何事情，“民不可以虑始”，这样事情才可以搞成。心肠好一点呢，事成以后给他们一点甜头，以便于让他们喊万岁；心肠一般呢，事成以后可以一点甜头也不用给他们，当然他们仍然得喊万岁，——“谁打的江山谁独享”嘛，这道理硬得很。
　　圣人的道理，按照俗话讲，是“愚民好统治”。所以从“作主”的角度来讲，就不能不想办法让更多的人处在愚昧无知的状态。
　　这种“作主”观念，不需要什么社会共识，只需要作主的人有强烈的意志就行。乾纲务必独断，行为务必果绝，“能任事，敢杀伐”，天下事就是这么搞掂的。故而“当官不为民作主”，就是有权不用，资源浪费，这种傻瓜确实是不如“回家卖红薯”。
　　有一阵子，“知情权”是一个很犯忌讳的东西。为什么知情权不能“乱提”，据说道理是这样的，第一，知、情、权这三个字连在一起用，是一种洋玩艺，我们也拿来用，就会被腐朽社会所利用，而腐朽社会又总是对我们这健康社会有着种种狼子野心的；第二，提老百姓要有什么权什么权，很伤人的感情，这权要自己拿着，那权要自己拿着，含有一种不相信人的意思。老百姓应当相信“作主”的人，既然要充分地相信，那知情也好，不知情也好，有什么区别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情权还是不说的好。
　　这样的演绎推理，令人不能不五体投地。
　　不讲“知情权”，是不是就一切都要秘而不宣呢？那又错了。宣示是十分必要的，“知情权”的问题，在于“权”字，它容易造成“无原则地公开”。而“有原则的公开”，就要把公开不公开、知情不知情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办法来处理。根本地讲，什么情可以知，什么情不可以知，要看是否可以达到“摆事实讲道理”的效果。有利于“讲道理”的事，是一定要充分地摆的，道理更要透彻地讲，而不利于“讲道理”的事，就没有必要摆出来了。
　　这可以算是一种新路数吧，据说是既不同于祸心百结的“知情权”，又不同于“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它是要建立“社会共识”的，“讲道理”建立共识，但又绝非各人自有主张地形成共识，将某个人、某些人的主意讲得大家都接受了，共识就形成了。最佳方案是，讲到人人都“觉悟”了，能够“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讲的不讲，不该想的不想”了，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了。
　　“知情”基础上求共识，且不说“太麻烦”，而且太难以保证意志的贯彻。“乾纲独断”呢，毕竟不合乎现代体统，只能算是万不得已的下策。高手的追求是让许许多多的人在不知情中自以为知情，做挑夫而自以为当着货主，受摆布而自以为在作决定，受最大苦难而自以为得到了最大幸福，被奴役而自以为得到了最大的关爱与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