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属医院不得径自接受媒体采访，这个规定由市卫生局的一个“内部通知”做出。
　　根据这个通知，广州市卫生局各直属机构联络媒体，须提前两天报送包括采访提纲在内的书面材料，由卫生局领导审批。广州市卫生局认为，他们应当事先知道各单位接待媒体是会说些什么东西。大概，这里面还要包括“统一口径”的内容。因此，执行这一规定，就意味着这些单位接受采访时，并不是一种现场交流，而是一种“采访秀”，是以接受采访这种形式出现的材料背诵或者宣读。广州市卫生局各直属单位今后向媒体说的话，可以认为都只是在代为宣读卫生局的意见，而不表示各单位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采访，自然不可能出什么乱子，再不会有人在“不是他发表意见的时候发表意见”了。至于经过卫生局提前两天打磨过的采访内容，到底应该相信多少，也是一个问题，即使所供信息完全真实，在采访现场你所能够得到的最新信息仍在发生在两天以前。因此，又可以认为来自广州市属各医院的新闻，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新闻。
　　从这个限制采访活动的“内部通知”中，可以读出对信息公开的恐惧。各单位接受采访时将说些什么，如果主管单位未能事先获知，就心神不安。一个行政机构，对下属单位与“党的宣传机器”见面，都怀着如此惶恐的心情，“政务公开”能够达到何种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些地方搞的“舆论管理”，到底何为何来，也不难由此推知。
　　广州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周国生是这样对媒体说的，“医院如果要邀请媒体报道，马上到局里面———广州市很近的嘛，一个电话，来个人，几分钟，马上就可以了。”他忘了，无论多么方便的审批，都比不审批要麻烦许多。现在，各种行政机构都在削减审批事项，广州市卫生局却要增加一个审批事项。大概，削减审批事项，主要是“改善投资环境”，审批采访活动，与投资环境无关，就可以去做了。
　　尽管审批是如此“方便”，但又难免有拖延时间的问题。周国生书记又有说法，“我们卫生局领导现在连开会都开不过来，有的时候在外面开会，怎么批？”
　　这个“内部通知”最值得注意的其实不在于它提供的“审批服务”是否方便，而是卫生局是否有权给自己设定这样一项审批权力。法人团体有被采访权，新闻媒体有采访权。市属医院的信息与公民健康权益直接相关，公众需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医院向公众提供公共卫生信息，本质上不是卫生局的“内部事务”，而是社会事务。医院信息一般情况下并不是法定的保密事项，无须像设立“保密公开程序”一样受其主管单位审查。“采访审查”也不是卫生局的法定职责。行政机构以“内部文件”方式增加自己的权力，并且由社会公众承担不利后果，毫无合法性可言。
　　但是，在我们这个正在“依法治国”的社会里，像广州市卫生局这样“自我加封”式的权力扩张，是并不少见的。公众在承担医院无法传递最新和最本真信息的后果，但广州市卫生局认为搞这么一个审批制度无须让公众知道，而且认为这只是内部事务。
　　“通知”实在是一种万能公文，从几点开会、几点碰头，到设立审批事项、限制公众权利行使，都可以由“通知”来完成，而且只需要“内部通知”。“通知”，就是告诉你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与你有关，但决定并不由你作出，别人定下来了，你照办就行了。“通知”不是立法，不是行政规章，不需要讨论，不需要公布，但可以起到法律和行政规章都起不到的作用，它甚至连“红头文件”都算不上。这是多么好用的一种管理手段！有这么现成的手段，还要费力去写什么管理规定（往往也是暂行）呢。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觉得这事情得管一管，吩咐“写个通知”，事情就完成了，几个人一瞬间的决定，管住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而且往往很长远。——这就是当代社会的管理法宝。
　　如此轻描淡写的程序，如此举重若轻的管理，做决策者真是写意何如，快慰何如。“乾坤特得我头轻”，非也，市民的知情权利，只需要一个“通知”就可以剥夺。
　　南方在很多方面都先行一步，先进经验如同荔枝、香蕉一样，都被很多人认为是“南方特产”。只要是南方在做的，必然有很多人考察学习。但愿广州市卫生局用内部通知设立采访审批事项的做法，不要被别的什么地方当成先进经验学了去。不过，“信息恐惧症”大概是比乙型肝炎还要普通的一种病，所以，有没有人来学这种“先进经验”，实在令人不敢乐观。
　　                                      2006-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