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惠济区盖豪华办公楼群，人称“世界第一区政府”。此事先有网友上帖曝光，后有媒体调查报道，热闹不凡，按时髦话说，“相当地吸引眼球”。
    如此重大现象，自然有评论跟进，一时间留下许多义愤填膺的正义文章，至于“建设性意见”，却只见到一个，“政府盖办公楼当立规矩”。
    看了这样的“建设性意见”，我当即就笑了，心想，义愤填膺的正义文章，虽然简单，毕竟正确，而“立规矩”的建议，貌似“深想一层”，仿佛更加理性，但根本上讲，要把思考引向何方呢？
    “立规矩”，怎样立？按建议的设想，政府办公楼占用耕地的面积、在城市中心区域扩建的规模、公务人员人均办公面积、单位面积装修费用、政府办公楼的使用年限，都得有明确的规定。谁来立，中央政府来立吗，省市县乡，各有等差，如“书同文，车同轨”那样，全国一律，或者干脆由中央政府定出“营造法式”，各级各地按图纸统一施工得了，这就好了吗？或者规矩要由地方人大来立，那自然可以有一派各地纷纷立规矩的繁忙景象，但这样的规矩真的能够管用吗？请想想，买公车、喝公款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可以玩出层出不穷的花样，造大楼这种“系统工程”，又怎么可能通过一本“规矩”来管好。
    现在人们几乎有一种“规矩崇拜”，事情一旦搞得不好，就会想到规矩有没有、细不细、严不严等问题，没有规矩的就要立规矩，有规矩的就要完善规矩，执行不好的就要“严格执行规矩”。但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那么细的规矩吗？
    要说规矩，传统中国也很多很细的，不要说那时不兴“法治”，就没有条条框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真正是体统齐备，规矩森严，治得又怎么样呢。也莫说现代国家都讲法治，就会连公车排量、政府大楼样式都会“立规矩”。现代国家的地方政府办公处所，几乎见不到重重大院，也不见警卫森严，房子也绝不气派，未听说这是中央政府或者地方议会用章程管出来的。事事都必须有章程，哪来这么多章程？天下事项无尽，而人的预想有穷，什么事都要一条一款地对照执行，看似有章可循，实际上则是管理的失败。
    我经常听到人们感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某项事权，下放了就会出现种种混乱，于是就必然有人提出要统，将这项权力收上去；然而真的收上去了，混乱或者没有了，但活力同时出没有了，于是又必然有人主张要放，将这项权力放下去。中等城市的马路该有多宽，区级政府的办公楼该有多大，不由上头颁布发“规矩”，就会搞得一团乱相；如果所有事都由上头立规矩，又会不会“统得过死”，而不符合实情呢？
    难道事情只能处在这种两难境地吗？事事都要有体统、“立规矩”，凡事不越雷池半步，在社会管理中会导致何种结局，既有晚清颟顸政务可作历史前鉴，又有集中计划体制殷鉴未远，“一统就死”是必然规律。但“一放就乱”也是必然规律吗？至少在政府活动这个层面，出现事权下放，地方政府就胡乱作为的现象，并不是必然的。现代国家的政治治理，基本建立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之上，地方拥有的事权是广泛的，胡乱作为也是少见的，乱盖大楼、乱建工程、乱配公车、乱吃公款等等事情，更是几无所闻。
    满意的现代治理，可以做到在地方政府几乎不受中央政府直接管束的情况下，仍然得以形成一种基本规范或说政府伦理，根本原因在于有一种政府必须对地方民众负责的制度。责任政府不是指向上级政府负责（更不是向上级官员负责），有限政府不是指相对于上级政府其权力有限，责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概念都指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对政府活动的现代管理方式，不是凡事都去“立规矩”，而是让政府所服务的对象能够管得住政府的行为。很多具体事务无须有什么明文的规矩，“凡事预则立”，不能视为“凡事立规矩”，对政府活动的预作约束，首先应考虑的是从总体上使政府无法滥施权力。如果无须通过非程序性的方式，民众声音就能够广泛地发出，民众意愿就能够即时影响政府事务，民众态度能够决定政府的去留，国家治理结构上也并不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以“升迁”为政治前途，那么，对民众负责任而不乱作为的政府就有可能存在。
                                      2006-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