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章教育人们爱惜警力，“不要什么事情都让110来做”。例子举了一些，如有人让110送早餐、有人要110解决夫妻吵架等等。接下来，文章义愤填膺地说，有人动不动寻死觅活，要110来解救，其实也未必真想死，只是把110作为下台的台阶。
    110不堪重负的信息，平时听到过不少。让110送早点的怪事，确曾有之。拿110打趣的事情，在各地都有出现。在电视新闻上，我就很看到几次这样的报道，有时是十七八九的青年连续拨打110作乐子，还有一次报道的是几个小学生，每天放学后都要拨打一通110，被“迅速行动的公安人员当场拿获”。
    不过，“寻死觅活”的事情，即便110只是作了“未必真想死”的人下台的台阶，我想恐怕还是救助出警为好。一个人闹到要死的地步，旁边的人以是否“真想死”来决定该不该向110呼救，哪里来的把握？真想死假寻死，恐怕不太好分辩，就是测谎专家，那时节也来不及摆弄仪器，何况测谎仪器也可能出差错呢。
    在寻死觅活的当口，还有心分“真假”，照我看是一件相当残忍的事情。真想死的要去救，假想死的不必去救，那判断真假的人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生死判官了，这判官谁有资格来当呢。死生事大，许多非正常死亡，生死往往只在一线之间。基于本能，可以说想死的人是没有的，但自杀的人并不少见，这些人并非另有一种“本能”，也未必就认定了“非死不可”，而是一时产生轻生念头，而又得不到及时劝解和阻止使然。就算“假想死”的人，也大有假戏成真的可能。
    几年以前，听过这样的事情，一个人站在楼顶要往下跳，楼下许多观众在看热闹，还有人喊“跳啊跳啊”，那个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跳下来了。观众的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满足，他亲眼目睹一个人死的过程，别人的死对他来说是一个“以广见闻”的机会。一个生命的结束，往往成为众多人的节日庆典，刀斩阿Q，大辟革命党人，枪决刑事要犯，或者轻生者跳楼跳水，都不乏人奔走相告地去看。人心大快之处，有时不在是非与善恶，而是看稀奇、看热闹而已。故而，枪决一个恶棍，固然“人心大快”，错杀一个无辜，“人心”也未必就不“大快”。亲眼得见低概率事件的发生，总不免有一些人的心会大快的。这样，如果是轻生者寻死，就会有人惟恐“不能成真”，使得好戏不能看到彻底，所以“闹着玩的”、“假寻死”、“跳啊跳啊”之类的激励措施就会有人去施行。那些跳下来的轻生者，在生命最后一刻看到的，有时并非人类的良善而是人心的丑恶。
    曾经，武汉有一个男子因为离婚而轻生，先是站在一个楼顶，被围观者怀疑寻死的真假，后来被警察救下，人们一哄而散，当晚这个人又从长江大桥上跳了下去，这次没有围观者，他真的死了。武汉的电视新闻上又报道过一件“跳楼”新闻，一个女青年因恋爱失败站在楼顶，警察赶到，劝说一个多小时，未能挽救她的生命，她还是跳了下去，——楼下没有布设安全网或安全气囊。高楼救人时在地面布设安全网或安全气囊，这在境外影视上能看到的，所以这次救人失败，或可归入警察经验不足，不过我又怀疑虽然警察的装备已经很多次改进和增补，但安全网或安全气囊还不是警察的一种“武装”，印象中，警察的“武装”就是枪弹、防弹衣、警用飞机，而不包括救援装备。
    生命还没有享受充分的待遇。贫穷、病痛、心理障碍、家庭纠纷和社会机制中的许多不快，使一些人轻生厌世，无数的意外事故和伤害使生命被掠夺。暴戻的犯罪和残酷的打斗，一些无理性的道德提倡和无道德的赚钱理性，使生命趋向于危险。生命是如此容易失去，而我们面临生死现场，还要去区分“真想死还是假想死”，是因为我们救出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有把握救出每一个“真想死”的人，还是因为我们有把握分清想死者的真假呢？
    对待死亡的态度，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死亡不算个事情的时候，生命也绝不会得到珍视。警力，当然是要爱惜的，但如果有人正在寻死觅活，哪怕只是姿态，哪怕只是把警察的到来作为下台的台阶，我想，警力的使用不可谓浪费。
    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谁通告诉我，哪个或者哪些社会部门对这个社会问题负担责任？在医院里，喝药、上吊、投水等行为将被写成“中毒”、“窒息”、“溺水”而不会称为自杀。在公安机关，自杀意味着一个死亡事件的终结，没有责任者。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有关于自杀的统计数据。
    生死一线之间，我们优先想到的是区分“想死”的真假，和前往救助是否必要。矿山已经塌掉，优先想到的是恢复生产。事故发生，优先想到的是对死亡人数“统一口径”和缩小事故的严重程度。生产商品，第一考虑是赚到更多的钱而非保证不对人身安全构成危险。这些东西的共同背景是反生命的价值规则。